菜园子里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人提起，谁是当今中国最牛的产品经理？ 有人说马化腾，有人说张小龙，还有人说红衣教主之类的。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也经常被人问起，实体商业该如何互联网+？ 是不是要做个app？ 或者现在流行小程序了？

这两个问题看似没啥关联，可是今天我的答案却把二者联系在一起。

当我们说互联网+的时候，我们大概首先想到的是互联网对其他行业的赋能，从基本的产业链信息化，到互联网的手段去获客、服务、运营、以及数据驱动等等。然而，互联网除了这些技术手段之外，和传统行业更本质的区别其实在于方法论层面。所以上面第二个问题，我的答案就是，互联网+和app和小程序都没有关系，关键是你有没有用互联网的思维去指导你的企业管理和日常运营。

这个方法论简单来说，就是结果导向，小步试错，快速迭代。今天的互联网公司通常不太强调一个优雅而完美的顶层设计，遇到需要决策的时候都是先试试再说，数据说话。甚至创新的起点，也都是来源于基层，更强调每一个个体的创新性和驱动力。

而大张旗鼓高举高打更是被认为是不可能成功的方法论。已经有不信邪的土豪尝试过撒下百亿资金，组建数千人马，大举进军互联网，事实证明只能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

这样彻底的实用主义在某些时刻也会表现为没有底线，没有价值观，甚至会有触犯法律、极端情况下甚至会有伤天害理的个案，然而我们不得不承认这就是当前的现状。

这样的方法论一言以蔽之会被称为 互联网思维。 然而其实互联网思维并非来自互联网，如果要说这个方法论贯彻的最坚决的，取得了最辉煌成就的，反而是一位在中国刚刚触及互联网的门槛之时就离开人世的老人，刚刚过去的这一天，是他逝世二十一周年，而今年也是他在中国推动这个方法论四十周年。

在我今天写下本文之前，更多的人把这位老人称作：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按照本文的定义，他更像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产品经理。因为实际上，他对于改革开放的设计，就是没有设计。一定要说有的话，就是那八个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他从未在具体的制度上给出他的设计稿，相反的，每当有新的设计方案提出，他所做的就是保护这些方案，不要被轻易的扼杀。今天被视为春天的故事的92南巡，其核心就是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如果把中国看作一家超级互联网公司，这不就是首席产品经理在用MVP方法论，引导着这家公司在小步试错，快速迭代吗？ 这一迭代就是40年，期间发了几次大版本，也踩过了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坑，但是40年间一直保持着产品核心指标高速增长。

所以尽管他已经离开了二十一年，但是他留下的这八个字依然在指导着这个产品的不断演进，这不是最牛的产品经理是什么？

直到今天，面对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我们可以看到国家依然保持着这样的态度，先试一试，放一放，看看效果，如果出了问题，就马上采取果断监管措施。比如这两年先后流行过的P2P，跨境收购，以及最近的ICO等等，莫不如此。

应当说这样做的好处是响应迅速，在保障国家不出大乱子的情况下，给了创新者一定的时间和空间。

但是代价就是国家机器变得异常强大，甚至对民众来说，国家的政策动向变得难以捉摸和理解，从而让民众严重缺乏安全感，更不要说纠错和监督机制了。

最近刚刚读完吴晓波的《激荡十年，水大鱼大：中国企业 2008-2018》，此书是吴晓波老师《激荡三十年》的续篇，从企业史的角度回顾了过去十年，中国的变革兴衰。

读罢此书，你会发现，直到2018年的今天，纵使基本的法律体系已然建立，但是在国家意志的政策层面上，依然有诸多的模糊地带。这样的灰色与模糊一方面使得勇敢者大胆创新，创造出各种新的经济形态并从中获得巨额回报，但是另一方面，也看到国家机器随时大笔一挥，轻则把创新者的财富掠为己有，中则使这些创新者锒铛入狱，倾家荡产，严重得可能连性命都可能不保。

当然这些“创新者”往往在道德层面也不是无可指摘，但是即使是程序正义也不太可能被满足了。 所以这个代价到底有多么大，我们暂时还难以估量，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每一个个体其实都在和国家一起在延续着这个试错和迭代的过程吧。

我们的菜园子里，人数最多的就是来自深圳的产品经理们，不知道来自深圳的同学们，对这位最牛的“产品经理”是否有别样的怀念。不过不管怎么说，牢记他老人家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 其实用在产品上也是一样好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