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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倩
摘要：钱塘江是浙江的母亲河，钱塘江文化深刻地影响着钱塘江沿岸经济和社会发展。深厚而源远流长的江南文化是钱塘江文化生成的基石，使其具有传承性和地域性。钱塘江流域独特的地理、人文和经济环境对钱塘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其具有多元性和共融性，钱塘江流域人们长期的生产实践是钱塘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使其具有了草根性和灵动性。对钱塘江文化渊源及特质的研究，对于推进浙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钱塘江 文化渊源 特质研究
中图分类号：G59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8）30-0328-03
钱塘江是浙江省最大的河流，古称浙江、渐江、罗刹江和之江，向东横贯淳安县、建德市，至梅城镇纳最大支流兰江后，折东北斜贯桐庐县、富阳市和杭州市区，东流至海盐县和余姚市出杭州湾入东海。钱塘江全长605公里，流域面积4.88万平方公里，其中浙江省境内长360.88公里，流域面积4.2万平方公里。钱塘江作为浙江的母亲河孕育了两岸的人民生生不息，钱塘江文化也深刻地影响着钱塘江沿岸经济和社会发展。进一步研究钱塘江文化渊源及特质，对于挖掘、整理、塑造、传播、发展钱塘江文化、推进浙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深厚而源远流长的江南文化是钱塘江文化生成的基石，使其具有传承性和地域性。
“钱塘江文化”作为江南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江南文化的共性，但更有着自己独特而鲜明的个性。钱塘江是江南古大陆板块与华夏古大陆板块的交接带，是南方文化与北方文化的融汇点，是稻文化的发祥地，是吴越的后海。近代的徽商和今天的浙商称雄天下，与钱塘江的远古文明、近代文明特殊而深厚的文化底蕴密切相关。
（一）吴文化和越文化是钱塘江文化生成和发展的母体
吴文化，主要指以江苏无锡梅里为核心的环太湖区域的吴地文化；越文化，主要指以浙江绍兴为核心区域的越地文化。在历史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吴文化和越文化乃同俗并土、同气共俗，逐渐在相互交融、激荡、流变与集成中形成统一的文化类型。从文化的源流与发展来看，传统的吴越文化，是现今长三角文化的渊薮和根基，后者则是前者的延续与新生。吴越文化地域空间主要为上海、浙江、江苏及福建与江西小部分，钱塘江从地域空间看隶属于吴越文化区。钱塘江更是吴越分野之地，其中杭州位于钱塘江南北两岸，可称“吴越并载之”。有相关证据表明，位于钱塘江南岸的杭州萧山，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吴越文化是钱塘江文化的根基和母体。吴越文化“海纳百川、兼容并蓄，聪慧机敏、灵动睿智，经世致用、务实求真，敢为人先、超越自我”的特征为钱塘江文化的发展打下深刻烙印。钱塘江文化先天秉承了吴越文化的气质。
（二）新安文化和海派文化为钱塘江文化提供了积极的借鉴
钱塘江文化因河而名，也有着河流的精神。她以河流的形态吸纳了更多文化支流。钱塘江发源于安徽省休宁县西南怀玉山脉主峰六股尖东坡，干流向东经休宁、屯溪、歙县等，有大小支流无数，在歙县街口入浙江省。历史上浙江涡安、江西骛源都属徽州，徽州府有时在歙县，有时在淳安。区划的分界割裂不开的是文化的自然融合。安徽的“新安文化”早已打破了行政界限，作为区域文化，其影响远不止于徽州，随着徽商的足迹，新安文化广为传播至上海、杭州、南京、广州等地。新安文化内容丰富，涉及到理学、医学、绘画等多方面，在许多方面也影响了钱塘江文化。我们今天在考察钱塘江沿案特别是上游的文化形态时，处处可见徽派建筑，徽文化的印迹。
钱塘江汇流入海，紧邻上海，与繁华的大都市一步之遥。相邻的地域不可避免在文化上也产生了相互借鉴。而上海 “海派文化”迎合时代潮流、敢于吸纳新事物，不墨守陈规、富于变革创新的精神为钱塘江文化提供了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三）良渚文化、南宋文化、西湖文化、运河文化为钱塘江文化提供了丰富的内涵
在钱塘江流域广大的区域内还分布着良渚文化、南宋文化、西湖文化等多个区域文化。他们千姿百态，具有明显山水地域色彩，极富文化特色。
作为玉文化的代表的良渚文化历史悠远，其“祥和、图腾”的特点，为其增添了厚重而樸实的色调；南宋文化中的“世俗化、市井化”特色，与江河渡头结合，便有了如七堡茶馆、笕桥老街的风韵；西湖文化的“精致、和谐”的特征也融进了钱塘江血脉，诞生了《富春山居图》这样的巨作；运河咿呀的摇撸声与放排人的山歌共鸣。
这些无不对钱塘江文化起着有益的补充和借鉴。钱塘江文化继承了良渚文化和南宋文化的特色，在与西湖文化和运河文化的共融中又有着自身的创新和发展，同时更具“大气、开放”的特质。
二、钱塘江流域独特的地理、人文和经济环境对钱塘江文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使其具有多元性和共融性
钱塘江流域面积约4.22万平方公里，地理形态多样，山水兼备。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明发祥地之一，更是中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物质形态为精神文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直接影响着生成的文化。
（一）钱塘江流域复杂多变的地理环境直接影响着生成文化的特性
钱塘江流域由于地貌及水文泥沙条件不同呈现出三种不同的景观。闻家堰以上河段，山明水秀，两岸青山隐隐，绿水迢迢，时有农人耕作、妇人洗衣、孩童嬉水，一派田园风光，使人忘俗，明水秀型。闻家堰下游则是著名的钱塘江涌潮，涌潮汹涌。钱塘江涌潮是东海潮波进入杭州湾后，由于江面急剧缩窄，河床迅速抬升，造成潮波的前锋面明显壅高、水花翻滚的奇异景象，以气势磅礴、潮景变化万千闻名于世。下游杭州湾，两岸宽达20～100公里，是近似海岸的景致，辽阔无际，一望无垠，令人心胸开阔。
钱塘江景观刚柔相济，既有平坦内敛，也有波涛汹涌，集阴柔的秀美与阳刚的壮美于一体。这种独特的地理景观陶冶着两岸人们的性情，从深层次影响着文化的生成，赋予钱塘江流域人们谨慎而不裹足、进取而不鲁蛮，既有温婉精致也有大气开放的性格基调，成为钱塘江文化中的主干部分。
（二）钱塘江流域人才辈出，为钱塘江文化增添了浓厚的人文气息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江南才子甲天下。钱塘江流域曾是文坛精英，名人荟萃，有着深厚的文化积淀，丰富的文化养料。钱塘江流域涌现出科学家王充、文学家？王国维、历史人物孙权、陈硕真等。当代画家叶浅予、作家郁达夫，都是依钱塘江盛名远播，名垂青史。画家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尽显钱塘江山水的魅力。杰出的革命文艺家夏衍，95年驾鹤仙逝后骨灰撒放钱塘江，有着不朽的钱塘江情结。
更有历代无数名人游历钱塘江，畅游山水、观潮赏景色，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文。乾隆皇帝曾四下江南观潮，从李白、白居易、苏东坡、范仲淹、徐志摩，到孙中山、毛泽东、李宗仁、宋庆龄等，多不胜数。孙中山先生亲笔书写“猛进如潮”，毛泽东同志《七绝·观潮》“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无不为钱塘江文化增添了浓墨淡彩。
（三）钱塘江流域悠久的历史，持续发展的经济为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钱塘江流域是中国古代重要的文明发祥地之一，在距今数万年前，即旧石器时代，新安江支流寿昌江畔便有原始人类“建德人”活动的踪迹。钱塘江流域下游的河姆渡文化，是我国南方最负盛名的旧石器文化遗址，钱塘江流域是中华文明多元发生链条中重要的一环。
在夏商周时期，钱塘江流域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版块，越人、吴人、姑蔑人、楚人长期争夺该地区，这一方面造成了局势的动荡，但也促进了经济的开发。其经济开发水平丝毫不亚于北方中原地区，并且有其特殊的贡献。
到五代十国时期，钱塘江流域的城市发展水平不单是江南经济最发达地区，且已进入全国先进行列。隋运河的开凿极大的推动了杭州乃至钱塘江流域的城镇发展。钱塘江流域制作的青瓷、青铜镜、纸张在当时都是享誉全国的产品。唐宋以后，钱塘江流域的经济进一步崛起，成为国家的粮仓和税仓，其经济地位举足轻重。在宋、元时期更是成为全国最为繁华的大都市之一，被马可波罗誉为“人间天堂”。近代，钱塘江流域能较有利地吸取西方先进生产方式和经济理念，现代社会新鲜事务不断被移植到传统的国计民生中来，整个钱塘江流域的社会经济发展在外国殖民侵略、国内腐败官僚和城乡封建遗毒的重重阻挠下倔强地发展。
持续发展的社会经济背后是先进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理念，更为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也孕育了务实、创新的文化特质。
三、钱塘江流域人们长期的生产实践是钱塘江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使其具有草根性和灵动性
钱塘江文化最大的特点是根植于生产实践，根植于民间，钱塘江流域人们依江而住，因江而生的生产生活实践是其发展壮大的沃土。
（一）钱塘江流域人们与江潮共生互动的独特生活方式是钱塘江文化的主线
钱塘江既为躬耕赐利，同时水患也无情地吞噬着两岸生灵，在靠天吃饭，无法控制水患的境遇下，依江而生，自是险象环生，危机四伏。钱塘江流域人们在与江潮共生中的独特生活方式，在与水魔抗争互动中展现出的民间智慧，是贯穿于钱塘江文化的一根主线。
敬神与蔑神构成了钱塘江传说的主线。钱塘江传说通过口口相传记录了流传在钱塘江流域的民间传说，是钱塘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岸的百姓一方面敬畏潮水，塑造出各种神加以供奉。自元、明、清各代，相继从海宁、海盐、仁和（杭州）一带，建筑诸多的海神庙、潮神庙、镇海塔，有不少治水志士，民感其德，被立庙奉祀。另一方面，又通过各种故事对潮神加以蔑视、嘲弄，如“钱王射潮“、“钱大王的故事”等。在敬与蔑之间，民众心理得到极大的平衡。
自娱与自愚丰富了钱塘江人精神生活。流传民间的踏江歌“若要发，沿江踏。”“云过东、一阵风，云过西、穿蓑衣，云过北、好晒谷，云过南、好撑排。”人们尽管无法制服水魔，但一枝长篙，一腔豪气，就敢于溯江而上，撑排、捕鱼，不畏艰险地唱响“山再高没有人高，浪再高没有船（排）高。”龙女、鱼精幻化美女与渔民夫妻恩爱的民间故事极大地娱乐了民众的生活。
进退自如之间建成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在水患没有根治以前，钱塘江两岸的住房最大特点是居无定所，潮涌被百姓称为“搬沙鬼”，沙进人到，沙塌人走，游走在沙水之间。下游的围垦是另一种人沙的博弈。在钱塘江流域，这种生存的智慧无论在民居、堤塘、堡房等都有体现。
（二）钱塘江治理，钱塘江独特的明清古海塘等生产技艺是钱塘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
从史前时期约10万年前新安江支流寿昌江畔的古人类活动，到大禹治水的传说；从吴越国的兴修水利，国富兵强，到东汉鉴湖的建成；从隋唐时期水利事业的迅速发展，到宋元时期大型引水堰坝的增多；从明清时期创筑鱼鳞石塘、兴筑三江闸等，到民国时期引進近代水利科技，建造跨江大桥，直到今天钱塘江入海口的杭州湾跨海大桥建设等，钱塘江流域的人们始终在与江河共生共利，和谐发展。其中的明清古海塘达280公里，是中国一项伟大的古建筑，其规模之宏伟构造之精细，成为我国当今三大古代著名建筑之一。
钱塘江治理与开发始终贯穿着防灾与兴利相结合、资源的开发与保护相结合、生态的保护与修复相结合的理念，极大地丰富了当地居民的物质和精神文化需求。同时也形成了钱塘江特有的文化品格，即“不畏艰难，吃苦耐劳；敢于创新，善于探索；严谨务实、崇尚技术”。这种坚韧性、科学性、创新性构成了钱塘江文化的内核。
（三）钱塘江潮汐引发的“弄潮儿”精神是钱塘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
闻名天下的钱江潮，蔚为壮观，引动了天下千万看客。“天排云阵千雷阵，地卷银山万马奔。”“一千里色中秋月，十万军声半夜潮。”的钱塘江大潮构成了钱塘江特有的景观。涌潮带来的破坏力是巨大和惊人的，在给人以欣赏和惊叹的同时，潮讯的肆虐，也曾使多少百姓深受其苦，家破人亡，生灵塗炭。
钱塘江两岸的百姓世代居住在此，在与潮涌的朝夕相处中，迎头而上，弄潮，戏潮，抢潮头鱼相沿成习。北宋诗人潘阆真实描写了这种习俗：“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尚心寒。”“弄潮儿”敢于在汹猛的潮水中搏击、嬉戏，是勇者的化身，弄潮儿勇搏激流、拼搏进取的精神逐步演化出“弄潮儿”精神，“竞奔不息，永立潮头”正是这种精神构成了钱塘江文化的精髓和灵魂。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和城市的发展中，地域文化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所谓地域文化具有人类文化空间的区域人文发展规律和表现特征。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地域的特定地理概念逐渐模糊，但文化上的意义依然留存，并作为一种文化原型，一种地域性的文化“集体无意识”，积淀在整体文化和该地域文化当中，影响着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性格的生成及其发展，促进城市精神的形成，并对社会发展产生相应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