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视觉中国

四天前，全球首例铼188“纳米枪”治疗肺癌手术在沪进行，有望为晚期癌症患者带来希望。这项已获国际专利授权的技术的发明人之一杨光华，是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家、上海比昂生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曾代表上海参加中国创新创业大赛并荣获冠军，后获上海市科委等支持，快速对接融资和临床平台，令技术转化进程大幅提速。由此，世界前沿科技成果，在上海率先走上转化应用之路。

在今年的上海市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市领导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强化有针对性的制度供给，使科技创新成果更快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要在成果转化上更快一步，发挥市场在技术创新中的导向作用，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协同创新，积极培育更多的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

如何让更多科技成果更快更好地转化应用，这是一道令全世界头疼的难题。《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实施一年来，上海初步探索到了哪些破题路径与解题方法？“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这是记者在这些日子的走访中听得最频繁的一句话。不知不觉间，从事技术转移的科技服务业正在上海悄然兴起。它不仅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推手，更将为“上海服务”品牌注入更多知识服务的内涵，增添不少科技创新的魅力。

新业态初萌

当下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情况究竟如何？上海市科委创新服务处处长陈宏凯列出一组数据：2012年我国高校申请的专利许可和直接产学研所获得的转化收入专占研发经费比超过30%，而美、德、法、日国等均不超过15%；但我国高校专利出售收入4.7亿元，相当于其科研经费支出总额的0.45%，而美国这个数字达到了3.8%。如果从研发经费投入和产出的比例来看，我们的成果转化情况不比其他国家差。但是从专利销售情况来看，有大量成果没有好好“卖”出去，或者说没有“卖”出好价钱，还有不少不可转化的无效专利。陈宏凯指出，我们面临的问题是，企业创新牵引不够，成果信息开放共享度不佳，高校院所的考核导向仍趋向论文导向等。

要打破这些僵局，激发技术需求方和供给方推动成果转化的热情，上海早已开始行动。去年6月1日，《上海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正式实施，开创全国先河。比如，已推行一段时间的上海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创新券，为使用科技中介服务的市场主体提供金额补贴，鼓励有转化需求的高校院所和企业体验转化服务，同时也激发了科技服务机构的热情。创新券的申领和使用方式颇为灵活，主体单位可以先领小额，“尝到”甜头了再继续。科技成果转化的大市场没有地域边界，为了刺激市场活力，长三角联动创新券的通用兑换也取得效果。

再比如，正在建设的科技成果库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平台，将深度采集、梳理、挖掘和分析全市科技成果大数据，以期打造科技服务“淘宝”商城。“不仅能检索科技成果，而且可以初判有没有转化前景，就像网购的买家评价一样。”陈宏凯打比方说。

来源/新民晚报

更明显的是，“技术红娘”形同虚设的时代正成为历史，一种名叫“技术经理人”的职业正在悄然兴起。2017年上海科技服务业产出规模突破1万亿，同比增加11.6%，涨幅比例创新高，占服务业总产出比重18.51%。

专业“金黄牛”

据不完全统计，上海约270家从事技术转移的科技服务机构，正尝试在不同专业领域深耕，越来越多有科研背景或跨界经验的人才投身科技服务业。上海交大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刘燕刚就感觉到校园里这支队伍的明显变化。上海交大最近刚刚结业的收费型技术经纪人培训班原本开班规模计划为50人，没想到吸引了近百人来参加，最终80人通过考核。“我们笑着议论，是不是高校成果转化的春天真的来了。”刘燕刚说，“其实没有一个教授不希望自己的成果转化出去，但教授们对亲自操刀实施转化这件事确实不在行，兴趣也不大，所以我们需要专门的人做专门的事，由专业人士来推动转化，来实现从创新到创意再到创业的转换。目前看来，分布在学院、科研团队中的有不少的科研助手、博士后和研究生，已经有意愿加入技术经济人的行列。”

作为科技成果转化的直接推动者，中间服务群体的专业化水平，非常显性地影响着转化效率和效果。曾经轰动一时的，沪亚生物国际与复旦大学签订一种新型抗肿瘤免疫治疗候选药物的独家专利许可，向复旦大学支付累计不超过6500万美元。陈宏凯说，“让我们大受‘刺激’的不是这笔合同的金额，而是在科研的如此早期和前端，服务机构便已介入。”这家美国生物医药“技术猎头”深入高校、科研院所和创新型企业，对专家的研究方向、研发进展了如指掌，更对产业潜力清晰认识，提前两年便与复旦科研团队联系，敢于在基础研究阶段就大量投入，并在其后的每个发展阶段提供专业化、伴随式服务。

陈宏凯把这个推动转化的关键人群称作“金黄牛”，市科委今年还将组织首届全市技术转移“金黄牛”的评选。什么样的人可以胜任“金黄牛”？他们应该有理工科专业背景，最好是博士，还要懂法律懂市场，“情商和颜值都要高”，陈宏凯开玩笑说，他的意思是技术经理人一定要擅长沟通，给人亲和力，绝不能是个书呆子。

产业也渴望并推动“中间人”群体的专业化提升。人工智能企业思必驰和人工智能基金驰星创投联合富士康、交大人工智能研究院及30多家企业筹划组建了西岸人工智能学院，着手培养人工智能的从业者、管理者和研究者。学院负责人管乐说，“除了人才链的培育，学院将开设AI科技转化经理人班，赋予他们从产业角度看技术、看项目的能力。”

源头活力涌

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创新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常静分析说，科技成果转化是由不同主体参与的创新生态，上海的高校科研院所近年来成效显著，其中药物科学研究所、硅酸盐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等中科院在沪的研究机构是其中典型代表，专利许可转让，科研人员离岗创业协同共赢的成功案例不少；企业方面，不乏中航商发、上微等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较强的大企业，但还缺少再往上一层的、能引领行业技术路线的“无人区”企业，中小微企业的技术需求则有待进一步发掘；而率先酝酿行业改变的，是高校，上海正对标国际，着力提升高校技术转移机构的能力。

市科委正开展高校科研院所技术转移机构示范工作，16所上海高校已经行动起来。三年示范期内，试点高校将建立机制，提升高校技术转移中心及人才的地位，形成体系化、全链条的科技成果管理体系。市科委将落实相应的资金、资源支撑和保障，并且每年实施评估。按规划，高校应建立职务科技成果披露制度，打通技术经理人的职称评定、收入分配等人才发展通道，技术转移产生的收入应有相当比例返回到技术转移机构中。“要让技术转移机构在学校有‘话语权’有影响力，不能再像以前，只是可有可无的专利登记工作。”

上海交通大学是全国首批双创示范单位之一，也是国内较早大力推进科研成果转移转化的高校。早在我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正案》发布之前，上海交大通过学校集体决策的方式，探索高校科技成果的转移转化，2016年又出台了8个规范性文件，最近学校又重新修订了这8个文件，对备案、评估、收益等环节进行了更加细致的修订。“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已经从出台政策的‘开通’‘能干’初级阶段，进入了第二个层次——要‘干好’的阶段，通过对技术经理人培训，引入科技金融，探索与社会资本联合成立基金、创投公司，提供市场端的支撑来提升服务。”刘燕刚说。

体制机制和政策的放开，确实释放了科技成果的市场活力。上海交大电院教授、苏州思必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俞凯在智能语音技术领域有很多突破，根据政策，学校通过协议约定的方式，支持完成人实施成果的自主转化，约定学校收益比例、退出方式，以及通过成立联合研发中心等方式，形成对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长期、可持续的支持。这样的转化方式，解放了知识产权归属对企业发展的束缚，公司市值在两个月内迅速增加到20亿。“高校成果转化不应该是一锤子买卖，也不是在乎金钱上学校有多少收益，更应该看重能否有利于技术的实际应用推广及可持续发展，能否确保学校学科发展的持续领先和人才培养的持续推进。”刘燕刚说。

同样作为首批市属高校技术转移中心试点建设单位，上海海事大学也积极出台了学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办法和作价入股实施细则。高校科研人员的科技成果转化属于职务发明，上海海事大学技术转移中心创新处置流程——在科技成果没有作价之前，先进行科技成果的分割确权，确定科研团队奖励方案，再注册新的科技公司，把专利权变更到新公司，这种“先奖后投”的操作流程，保证了科技成果在转化过程中，股权奖励真正落到科研团队的头上。学校安博文教授团队研发的光纤传感技术成果，成为上海高校第一个无形资产出资入股成功转化的案例。

尽管一切刚开了个头，但值得期待的是，技术经理人未来成为上海科创的新热门行业！

新民晚报记者 易蓉 见习记者 郜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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