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祥 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私人阅读· 在我看来，今天严肃文学写作的困境在于一种想象力的丧失

有没有一种类型文学，可以将游戏(而非仅仅是娱乐)和价值结合在一起，不仅仅提供愉悦，同时也可以提供思考、建构新的想象空间。目前来看，似乎只有科幻文学在努力向这个方向靠拢并取得了重要的成绩。

我以刘慈欣的《三体》、韩松的《地铁》为例来稍作讨论。这两部作品出版发表于2008年、2010年。其中刘慈欣的《三体》因为在2015年获得雨果奖而获得了国际声誉。

这两部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各有风格，《三体》是长篇系列小说，描述的是地球世界和“三体世界”之间漫长的斗争历程，带有“史诗”的色彩;《地铁》是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其中的《地铁》以北京地铁为其载体，描述现代都市人的异化和精神困境。

如果把这两部作品视作一个整体来看，我们会发现一些共同的向度：第一，这些作品所关切的问题，与其说是未来的问题，不如说是当下的问题。比如刘慈欣涉及到资源和环境的问题、跨国资本和垄断问题等;韩松的地铁涉及到大都市的恶性膨胀和生存压力问题。第二，从当下的问题出发，这些作品展示了一种可能的远景——而这个远景，恰好是今天严肃文学所缺少的。第三，在别样的时空里，科幻作品试图提供新的解决方案，因为这种方案的提出，使得科幻作品走出了“具体时空”的限制，可以“天马行空”地想象未知。第四，最关键的是，这些“想象”并非是彻底地游戏式地无历史的想象，而是建立在对此世界经验的深刻洞察和提取之上。也就是说，想象力因为有了经验世界的支撑而变得可信，更因为与经验世界的对照而显示出了一种强烈的反思感。

在让·贝西埃看来，科幻小说是一种真正意义上可以回应“世界的问题性”的未来文学。在我看来，今天严肃文学写作的困境在于一种想象力的丧失，即，想象一种新人和新的人类生活方式。如果从整体哲学的层面来看，这也是当下整个人文学科面临的问题。无论是在西方的哲学体系，如尼采，还是在东方的哲学体系，如瑜伽哲学里，都有一种对“新人”的想象和追求。也就是说，哲学和文学的根柢其实就是要不断地突破既有的认识阈限，想象新的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科幻文学甚至提供了方法论式的东西。但非常有意思的是，几乎所有的科幻写作都有一种人文主义的焦虑，也就是说，科幻文学一方面在想象新世界，但另外一方面又对新世界保持着足够的怀疑。

我以最近读过的几篇作品为例稍微说明，首先是美国科幻作家刘宇昆的短篇小说《重生》，这部作品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出现了一个第三人称指示代词——zie——用来指称被外星人进行改造过的“新人类”，这些“新人类”被定期清除记忆，然后定期重生，和外星人生活在一起。小说最后的结尾是，一个重生的“新人类”用各种方式恢复了自己的记忆，并开始对外星人发动一次绝地反击。

陈思安的《滚滚凌河》处理的是机器人和人类相爱相杀的故事，在未来的世界，人类和他们发明的机器人之间出现了复杂的互动关系，其最高级的形式，大概就是人类和机器人之间的“情感互动”。机器人为什么会爱上人类呢?反过来，人类又为什么会爱上机器人呢?机器人和人类的关系出现了两种可能，一种是互相仇杀，消灭对方，另外一种则是相爱，前提是选择信任。

新主体和新的生活关系的出现虽然并没有带来想象中的“亲密关系”，但这种怀疑并不意味着新主体和新的关系就是失败的，实际上，只有不停地重构，不停地想象和书写，新的社会关系和新人才有可能重生，正如陈思安作品中引用的福柯所言：

想象一种不合乎法律或自然法则的性行为并不使人困惑，但是那些人开始相爱——那才是问题……它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重新打开了爱和关系的虚拟性。

也许，科幻文学就是这样一次历史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