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金融时报；作者：拉娜·福鲁哈尔

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政治家CEO的新时代吗？这是一个值得问的问题，尤其是在上周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两个主要商界顾问委员会解散之后。

许多怀着复杂感情与特朗普打交道的首席执行官之所以参加这两个委员会，是因为他们希望推动通过一项包括税改、教育改革以及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商业友好型议程，同时博得白宫欢心——历史上这样做对企业前景只有好处。

过去几天时间，显而易见的是，靠近这位“对商业友好的”总统未必对企业有利。

白宫乱象导致股价受到冲击，一些商界大佬因参加特朗普的顾问团且事先未作声明而受到了自家员工的批评。一些人呼吁私营部门举起美国领导力的大旗。

“我们国家正处于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每一位商界领袖都需要展现出道德勇气，坚决捍卫这个国家的根本，”星巴克(Starbucks)首席执行官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说。他没有参加特朗普的这两个商界顾问委员会，但上周召开了一次全公司范围的会议，以应对特朗普处理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事件造成的“恐惧、焦虑和担忧”。

“我们都感到不安。我觉得，作为一名商界领袖，我现在有更大的责任要介入政治讨论，”舒尔茨说。有传言称他有可能在2020年竞选总统。

这样做的不只舒尔茨一人。摩根大通(JPMorgan)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等许多高管向员工发出了措辞严厉的备忘录。戴蒙批评了特朗普对夏洛茨维尔发生的“恶行”的处理方式，并指出，鉴于“我们国家的种种分歧”，“建设性的经济和监管政策”不足以让这个国家回到正轨。“在商界或者政府中，领袖的作用是把人们团结起来，而非将他们撕裂。”

万豪(Marriott)在过去几天推出了一条针对性的“黄金法则”广告。万豪首席执行官苏安励(Arne Sorenson)对我说，首席执行官如今发挥更大的政治作用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或缺的。你可以说这种责任不应该存在，或者试图回避，但两种方式都行不通。现在，我们的宾客以及世界各地的社区都存在巨大的焦虑。他们希望听到一种欢迎和肯定的声音。”

这意味着他们希望听到最优秀的美国价值观得到明确表达。这正是商界过去所发挥的作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随着美国企业向全球输出资本主义，它们被寄予输出美国自由民主和包容理念的希望。商界领袖推动通过了《1946年就业法案》(Employment Act of 1946)和当时许多美国人反对的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

不要抱太多幻想——他们的首要任务当然是多赚钱——但最优秀的领导者不仅被认为是伟大的商人，而且是伟大的美国人；是那些既能够在政治和社会议程，也能在经济议程上有所建树的人。

过去几十年，首席执行官们已远离了这样的角色。塑造上世纪90年代的主要是利己的“名人”企业领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首席执行官认为最安全的做法是，个人保持低姿态，股价保持高企。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程度远超政治全球化这一事实意味着，在许多方面，与跨国公司领袖相比，如今的首席执行官不再是“美国”价值观的大使，而前者不得不适应他们实际面对的任何形式的资本主义：从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模式、更多监管的欧洲模式到许多新兴市场的国家主导模式。

然而，在每一种模式下，那些不只关心股价的企业领袖都可以发挥作用。实际上，美国咨询公司FTI 2012年的一项调查发现，四分之三的机构投资者希望首席执行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发表意见。

正如Salesforce的掌门人马克·贝尼奥夫(Marc Benioff)所言：“首席执行官们必须不仅仅对企业盈利能力负责。你必须服务于更广泛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从员工到环境——当政客们做得不对时，企业领袖必须有所行动。这是一个巨大转变。”

企业领袖的行动正在带来变化。例如，贝尼奥夫最近领导了一场诉讼，要求修改印第安纳州一项对LGBT群体存在歧视的拟议法案。

“我打电话给（时任州长）迈克·彭斯(Mike Pence)，提醒他，我们是该州最大的科技雇主，让他知道我们不能歧视自己的员工。”由于首席执行官们的呼吁，那部法案以及其他州类似的提案都得到了修改。

无论白宫参与与否，商界都在推进气候变化、移民等问题。在一个美国最富有的2000家企业拥有的财富（可以说还有权力）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的时代，用企业的行动来平衡白宫道德和经济领导力的不足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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