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谷理　董子琪

“张爱玲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秧歌》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朽之作”，如今我们知道的关于张爱玲的最重要的评价，均出自夏志清之口。有人说，是他发掘了张爱玲、钱钟书和沈从文。

大前年冬天，夏志清在纽约去世，有人说，在文学批评家饱受争议的今天，随着他的离去，曾经的文学批评的时代也在隐退。

在很多不同场合，夏老师都把我称为“高徒”。我很荣幸。

上世纪60年代下半叶，美国通过了国防教育议案，这项议案的目的是让美国公民熟知世界上重要却鲜有研究的语言，首选当然是中文和俄文。在密歇根州立大学读完本科后，导师建议我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中国研究研究生。我由此进入美国政府拨发奖学金资助的中文博士项目，成为第一批跟随夏老师学习中国文学的美国研究生，当然如果没有这笔资助，我和我的同学都无法付得起高昂的学费。

从不按教学大纲上课

夏老师从耶鲁英文系毕业，在当时，对于英文非母语的学者来说，不太好找到教英语的工作，他开始就在一个排名很差的小学校教书。他说非常讨厌那里。为了能找到好一点的工作，他持续地阅读，用新批评的方法阅读中国文学。但中国20世纪文学的美学标准未能达到政治标准，他对此深有不满。他想要人文主义，而现代中国作家想要社会变革。这是分歧最初的表现。当时美国只有少数中国文学学者，所以当哥伦比亚大学开始招人时，他申请并且得到了职位。虽然没有受过专业训练，但他的中国文化遗产就是巨大的优势。但这可能也是一些前辈质疑他或者他的学生的原因。夏老师意识到他必须抓紧时间进步，因为他先天不如那些在各自领域已有声名的同事。终于，他的第二部专著《中国古典小说》无懈可击，这建立了他和他的学生在学界的声望，影响至今。

与之后跟随夏老师的同学们的体验不同，在我们的课上，夏老师会说很多他自己对于文本主题的个人观点。他从来不按教学大纲来上课，总是“厚此薄彼”，他也会花很多时间纵横捭阖、上天入地，贯穿政治、社会和文化种种议题。夏老师毕竟属于耶鲁新批评学派，他在课上公然宣称，没有和读者交流的文本就应被遗忘，他对文学史毫无兴趣，觉得应该重视今日仍影响广泛的大师杰作，在他眼里，能称为大师杰作的中国文学作品屈指可数。我们在课上基本不讨论，只听夏老师说。他的讨论课就是阅读课，大声朗诵一行行的文本，翻译成英文，然后讨论比较艰涩的部分。因为我们学生的母语都不是中文，所以如果想要文本细读，仍然需要以这种方式学习中文。因为他不怎么让我们读二手文献，所以我们就靠自己的分析和判断来写课程论文。他的英文笔迹实在是太难认了，我们得聚在一起讨论他到底写了什么，或者还得敲开他办公室的门，问他写的是什么。从他的评论里，我能看到他想让我们学他是怎么写论文的，但这当然很难。

我记得在他的古典小说讨论课里——当时他正在完成他的第二部专著《中国古典小说》，他对于他所分析的六部小说非常兴奋，这个讨论课的内容就是他饱含激情地讲述这些小说，两周一次。他所教授的内容实在太多，我们光记笔记就记到手疼。他摒弃了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方向，但其实这些古老的小说也跟政治没有很大的关系。他自由自在地展示他对古典小说的热爱，就是在这门课之后，我决定放弃现代文学，学习明清小说。他给我论文的评价就是要么很差要么很好，他也鼓励修改，所以我有机会把那些浅见转化为更为深刻的观察与分析。以这样的方式，夏老师教会了我怎么读。在他90岁华诞之时，我说到这个，他笑笑说，那你也毕竟学会怎么读了啊。其实我学到的是批判性阅读，他已经忘记我当初的进步有多艰难了吧。

处处吐槽，时时努力

他对于我们要求严格，而作为学者，他更付出持之以恒的努力，尤其在提高写作能力方面。有次，大概是在《中国古典小说》面世之后，我在他的办公室听他说一个台湾期刊约他写一个作家——大概是张爱玲的评论。他有点胆怯。他说他从高中就开始训练自己以英文写作，担心自己的中文相比之下显得幼稚不堪。可见他对于用母语写作也设定了极其高的标准。当我对中国学者说及此事，他们都说，他写得那么好，怎么可能不自信。我始终尊敬他，因为他无论使用何种语言都极其在意写作水准，我努力追随他，我的学生可以证实我一直在毫不厌倦地编辑他们的论文。

但是不能不说，夏志清有着非常强烈的政治观点，倾向明显。入学后，我很快就知道他的政治观点塑造了他对现代文学的观点，就像鲁迅写作也受到政治观点的影响。他有点“极端”的政治观点让我们怀疑他的文学批评观点，尤其是他对于比如张爱玲以及其他一些台湾作家的宣扬，使我们不由得开始独立思考他所教予我们的鲁迅、老舍、茅盾等。他的“偏激”也促使我们更深入地反思，让我们更加敏锐地察觉文学研究理论方法里的“含义”，以及那些政治观点本身就激昂的文本。可以说，如今更微妙的文本解读方式就是从那种极端的分析中衍生的，这些都影响了我后来的教学与研究。

也许有不少人说过夏老师是什么样的人，尤其关于他的智力超群和机警灵敏。他喜欢聚会时玩bad boy、品评议论、语出惊人，有些人很喜欢他那些甚至令人浮想联翩的色情暗示的评论，大概他在公共场合就是喜欢揭人短，一针见血吧。我竟然有时候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表面上他简单、喜欢开玩笑、处处吐槽，但实际上他深沉、复杂，热爱文学和写作的艺术。我觉得我应该看到了不同场合下的夏老师。

普实克其实很尊敬他

关于震荡学界的“夏普之争”，我也有些相关见解。我在安娜堡见过普实克，当时他正在密歇根大学访学，那正是苏联军队开入布拉格，捻灭布拉格之春的同日。当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普实克立刻收拾行动，飞向故土，抵御外敌，在此之后，他被逮捕并在监狱中度过数年。

普实克非常尊敬夏志清和他的观点，认为夏老师是杰出的文论家，但普实克坚持认为，文学批评必须结合历史语境，我们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同时，也必须是文学历史学家。夏老师认为普实克太像历史学家，而且是马克思主义阵营的。普实克则认为夏老师太过于高拔理想，与现实无涉，把文学当作是超越现实中一切有普世价值之物。普实克建议我认真研究夏老师的文学见解，但别忘了这些文本写作之时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状况。

夏老师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海外研究的开拓者，在“文革”期间中国学者噤声的年代，他是古典小说研究的领军人物。他的论述极为重要，尽管他的第一部论著中的政治站队更符合美国冷战时期的政治立场。虽然夏老师喜欢开玩笑，但大家还是非常严肃地尊敬他，他不仅是这样的学者而已——1949年之后，冷战来临时，美国开始重新看待中国文学，并提供奖学金给我这样对中国有浓厚兴趣的学生继续研究生学习——夏老师之前的西方中国文学研究更注重诗词，因为那更高档雅致。几乎没人研究小说和戏曲。夏老师无疑是其中先驱，他为我们介绍了小说和戏曲，为此当得起最深重的谢意。他对钱钟书和张爱玲的发掘，当然有政治因素的驱动，但他并没有被其他的同类文学吸引，他看重其中的人文主义，并认为他们的小说艺术可与19世纪西欧文学媲美。最初我们也对这两位作家的政治性存疑，不过之后立刻意识到，摒除政治，其艺术复杂性实在令人着迷。这也正是夏老师的贡献不可否认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