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能源结构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能效的变化也日新月异，而这些都是我国未来的突破点。

从全球治理的角度来谈气候行动，需要回顾一下全球治理的来龙去脉，要关注几个客观基础，那就是交通、通讯、经济、文化、政治以及安全等活动已经在全球水平上显现出来了。当前，有很多问题都是全球的问题，全球气候治理就是其中之一。

為什么要执行《巴黎协定》，我们需要识别5个方面的基本利益：

第一，排放空间的利益。我国碳排放和经济增长脱钩需要一定时间。现在马上脱钩，脱不了；立即过渡，太激进，要出乱子，所以这需要一段时间。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还得有一段时间，在这个阶段，中国的排放继续增长是合理的，我们有这个权力。

第二，我国的碳竞争力。我们要有一个基本判断，在未来几十年里，世界经济面貌会发生巨大变化。世界发展的大趋势是从技术上和经济上朝着低碳绿色的方向发展，而且一定会出现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推动新竞争力市场准入标准的出现。因此，中国要有一个华丽的战略转身，要寻求做一个低碳转型的倡议者、推动者，而不是阻碍者。

第三，气候变化带来的负面影响。气候变化主要原因确实是人为的，这一点有科学的观察和推理。无论是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还是人口分布，中国是暴露度最高的国家，如果气候变化风险发生，中国会是最大的受灾国之一。因此，国家应该考虑不要让人民以及子孙受到这样的灾难，要把这种风险降到最低，要影响气候变化。

第四，影响力。这个影响力其实是一个间接利益、二级的利益。要影响力，不是为了显摆，而是为了实现更多的利益。如果没有力量、没有影响力，光靠喊口号，实现不了价值，中国会在世界体系中吃亏、受欺。

第五，国家的形象。中国现在在海外有上万亿累计的投资，有上亿人到海外留学、旅游和经商，环境问题关系着国家的形象。认真执行《巴黎协定》，我们当然会付出代价，但我们要用特定的政策机制、政策手段，把这样的代价降到最小，要有组织地通过转移支付体系和分配体系，保障受损群体的安全和尊严，要让我们的新兴产业健康发展，营造一个更好的发展环境。

全球治理中，我们面临的最大的挑战到底是什么？无论是在气候圈里还是跳出气候圈，最大的挑战就是，全球什么时候能够真正进入到一个全面复苏、可持续繁荣的阶段，这也是一个最综合、最全面的挑战。这次危机已经持续了8年，而且这次重新复苏还非常脆弱，以至于在很多地区，下行压力还非常大。而这恰恰也给了我们一个警示，这次全球的调整，可能又是一个简单周期的问题。我们要重新定义诸多的费用和效益，这个费用和效益包括财务层面和国民经济层面，并形成新的费用观、效益观或者价值观。我们的挑战就是要找出或者形成新的引擎、新的动能。比如，提高绿色低碳转型的效益，具体可以分解为能源效率、环境质量效益等，如果要在这些方向有所突破，还要寄希望于技术进步。当前，我国能源结构的变化是非常显著的，能效的变化也日新月异，而这些都是我国未来的突破点。

（本文系《中国城市报》记者何玲根据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在“新形势下全球治理与气候行动展望”活动上的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