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云

“为工会立一部有前瞻性的良法”

2014年12月11日上午9时。

俟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主席张百如坐定后，一脸和蔼的江普生作为会议主持人环视会场一圈，说：“今天咱们这个会，既是《云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立法论证会，也是立法启动会。”

江普生是云南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

这天的会议是省人大专门为论证和启动云南省总工会推动的《云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的立法工作而召开的，与会的有省人大内司委、法工委、省总等单位领导。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怎样监督好已有的法律实施，是贯彻四中全会的出发点。”作为曾经资深的警务执法者，江普生对这部法律的迫切性有着深刻的认识。他建议2015年1月底就要出初稿，2月内部研究讨论，9月基本完成立法前期工作，11月递交省人大常委会审议。

张百如是作为省人大常委会领导出席会议的，但他一开始的发言用词谦逊谨慎，明显感觉到此时的他是作为省总工会主席角色发言的，“要特别感谢省人大内司委、法工委、法制委的同志这些年为工会立法工作所作出的贡献，云南工会立法工作能走在全国的前列，你们功不可没。”

随后，张百如要求将《云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立为一部有前瞻性的、高质量的良法。

其实，云南省总早在近20年前就积极推动工会立法工作，探索工会工作“依法理性，源头参与”的途径。

“从1995年1月13日施行的《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算起，20年来，云南省省市两级三个总工会已经推动地方人大通过了9部地方性工会法律。”云南省总法律保障部副部长陈欣韬介绍，“如果《云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能在一年后如期诞生，则我们就将有10部工会法律，全省各级工会做工作就有了很好的法律基础。”

法律助威：开展工会工作“依法、科学、理性”

陈欣韬介绍的目前已经施行的9部地方性法律是：省总推动的《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云南省集体合同条例》、《云南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云南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云南省企业工会条例》、《云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昆明市总推动的《昆明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昆明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红河州总推动的《红河州非公有制企业工会条例》。

“这9部法律都涉及维护职工或工会权益，反映了我们在维权问题上的核心价值观，这就是依法、科学、理性，坚决维护职工和工会的合法权益，从源头参与，从源头维护。”省总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惠萍说。

她认为，工会工作的一大重要内容就是依法维权，维权的最重要法律依据就是以《工会法》、《劳动法》为主体的几部相关上位法，“但这些法律只是提供了基本原则，具体情况千差万别，还必须有适合当地实际的地方性法律加以‘辅佐，才能使法律得到很好的施行。刚刚闭幕的四中全会提出依法治国，这要求工会工作的思路也要随之变化，比如维权、建会、经费使用等多项工作，也要自觉在宪法和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去开展。”

推动“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出台，昆明市总是全省的“头羊”。

早在2004年5月1日，《昆明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就经省市两级人大批准付诸施行。

“工会法律监督职能是工会作为群团组织所具有的一项基本职责，工会如何履行这一职责长期缺乏具体的操作规范。昆明市针对工会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的现实需要，选取工会法律监督的重点方面——‘工会劳动法律监督开展了地方立法，以法律的方式确定了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权、监督程序、监督方式、监督内容，使工会法律监督权的行使具有了法律依据。”昆明市总常务副主席赵涤群说，“在执行这一法律的基础上，昆明市总工会近年进一步创新推行了《工会维权意见书》、《工会维权建议书》制度，在工会劳动法律监督的基础上全面开展了工会法律监督工作，把工会维权工作引向深入。”

省市工会主席：工会立法“急先锋”

记者在采访中深深感到，各级工会主要领导是推动工会立法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的核心因素，省市级9部法律得以通过，省市总各级工会的主要领导作出了他们十分独特的贡献。

省总从前任的江巴吉才主席、卢正国常务副主席到现任的张百如主席、王惠萍常务副主席，都是十分重视推动工会立法工作，省市工会领导堪称工会立法的“急先锋”。

这其中，昆明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总原主席杨丽推动立法的故事颇具特色。

2001年初，杨丽当选为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后，立即积极推动工会工作立法，她针对昆明市劳动用工和工资支付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实际，推动出台了《昆明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和《昆明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杨丽说：“这两部法律出台前，劳动部门因为对此有不同的理解，意见不小，甚至不愿意通过它们。”

进入新世纪，工资拖欠问题愈演愈烈，杨丽着急，“我们同情这些工人，但工会没有执法权，当时劳动保障部门又苦于无具体的法律依据，不好下手，劳动法太空泛太原则，不好执行，必须有地方性劳动法律以弥补劳动法的不足。”

知道杨丽的打算后，有人声称立保护工人的法会影响“投资环境”，认为“招商引资比什么都重要”，要求把“工人的事儿往后放一放”，杨丽则“抵死坚决要立”，讨论会上经常出现她“舌战群儒”为工人说话的场面。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昆明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艰难地到了交付表决的关口，2004年3月30日那天，昆明市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要表决通过这个条例，“投票时我看着赞成票在一票一票地上升，心悬在嗓子眼儿，”杨丽回忆说，“讨论时争议太激烈了，我担心出意外过不了，直到超过了法定票数，心才放下来。”

从此，昆明市结束了没有保护工人权益的地方性法律的历史。

昆明市总法律工作部部长刘贵红说：“《条例》规定了‘工资支付的基本制度、‘特殊情况下的工资支付，赋予了执法部门‘暂扣财物等执法强制措施，极具操作性的地方立法有效理顺了企业工资支付关系，遏制了影响劳动关系稳定、侵害职工权益等问题的产生。”

“红河理念：资本与劳动者并重” 红河州的国企改革进行得较早，州属国企已经全部改制为民营企业，企业所有制属性发生变化后，工会工作不同程度受到了影响，给州总提出了新的难题。原州委常委、州总主席陈燕华敏锐感到，随着州属企业这一重大变化，不通过立法的方式，非公有制企业的工会工作很难开展。到宁波福建这些非公企业发达的地方考察后，州总觉得有必要也有信心搞一部专门的非公有制工会工作条例，为在这类企业开展工会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这个法律的降生过程同样是艰苦的。在州总机关工作人员不足10人的情况下，州总确定了原副主席蒋云鹏和原民管部长汤维扬专门抓这个工作，2005年一年，两人的精力基本都投在这个工作上。

“我们这个非公有制企业工会工作条例是13易其稿，”蒋云鹏说，“初稿出来后到县市总征求意见，然后是非公有制企业的企业主，然后是基层工会干部，然后是职工代表，在这些征求意见基础上就修改了4稿。此后，分别请人大、劳动保障、工商、税务、企业家协会、工商联、省总、政法口专家等提出修改意见，每听取一次意见，就改一次，一共改了13次。”蒋云鹏认为，由于招商引资的“硬道理”影响，以及人们普遍的权利意识高涨，这个条例草案中最早涉及的职工董事、监事等问题使得一些利益方感到太敏感，不能不广泛征求听取修改意见，争取使这个法律能够顺利过关，“但涉及工会和职工基本权益这一块是我们立法的目的和底线，这个我们不能变。”

作为法规草案的起草人之一，汤维扬全程参加了所有的讨论和征求意见，州委、州人大领导非常理解和支持该法规的出台，“在具体的细节问题上，我们和不同利益方的代表经常争得面红耳赤，”汤维扬说，“某次讨论我说了一个政治经济学常识——企业发展的好坏，一靠投资，二靠劳动者，在资本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效益的好坏取决于劳动者的技术素质、精神状态，甚至心情，结果当场有人驳我说这个观点已经过时。”

州总从劳动力权益的角度坚持认为，不能“重资轻劳”，即只考虑投资者的利益，而忽视劳动者的利益，仅看到投资者的作用，忽视劳动者的贡献，不可能带动区域经济发展。

2006年12月，经过漫长的对话交流和修改，这个法规的文本被正式提交州人大，并于2007年2月获得通过，省人大常委会于同年5月23日审议通过，同年7月1日施行。

工会立场：工人是“主人翁”不是“放牛娃”

工会推动立法总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蛋糕”。

2004年底《云南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被列入了省人大的立法计划，有人得知后，有针对地组织一些代表联署动议，要求立法对企业主进行保护，有人问：“立法保护了职工的权益，那企业家的权益怎么保障？”

在《云南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的立法过程中，还有人对原职代会的几个权利不理解，“企业老板是出资人，凭什么你职代会要来监督我？”政府某高官甚至把工人比喻成“放牛娃”，他声称“放牛娃不要管东家的事”，认为职工应当无条件服从企业主。

省总领导不认同这种说法，“我们认为职工是国家的主人翁，其合法权益必须受到法律的保护。”

省总面对这些问题一方面做了大量耐心的说服解释工作，一方面拿出了上位法的法律依据和大量扎实的调研依据，摆事实讲道理，去感动委员、代表，争取他们的理解和同情支持，“但在原则问题上则决不妥协。”

从省总到昆明市总，再到红河州总，法律出台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几乎一模一样，“这里面既有对工会、职工不了解，情况不熟悉，甚至缺乏感情的原因，也有从各自立场出发，利益博弈的原因，”刘贵红认为，“立法过程中，部门利益法制化的现象并不罕见。”

刘贵红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利益博弈的社会，出现不同的声音和立场很正常，基于这个原因，工会的立场注定要为广大职工谋利益，争取立法以保护职工的合法权益是工会工作题中应有之义。”

“坚持工会的立场就是维护国家的总体利益，我举个例子给你看，”杨丽说，“我们坚持出台两条例，最早的阻力之一就有劳动部门的，但这两个法律出台执行后，劳动部门却非常高兴，他们因此有了具体的执法手段和依据，执法容易了。”

后来杨丽以市人大常委会领导身份去检查工作时，劳动保障部门的干部纷纷夸这两部法律帮了他们的大忙，此时杨丽故意问：“当初你们不是还有一堆意见吗？”

劳动部门的干部“嘿嘿”笑了：“当时我们哪知道它们有这么好使。”

云南工会力推的10部工会法律及出台时间

2001年，《云南省集体合同条例》

2002年，《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

2005年，《云南省职工劳动权益保障条例》

2007年，《云南省职工代表大会条例》

2011年，《云南省企业工会条例》

2012年，《云南省企业工资集体协商条例》

2004年，《昆明市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

2004年，《昆明市企业工资支付条例》

2007年，《红河州非公有制企业工会条例》

预计2015年，《云南省工会劳动法律监督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