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勇++张可佳

“如果偌大的中国连自己最后的这两百多头亚洲象都灭绝的话，那是令先人蒙羞的事。”大自然保护协会云南项目高级顾问李纯说，“亚洲象不仅仅是西双版纳的，是云南的，更是中国的，亚洲象的生态作用和文化意义应该受到和熊猫一样的重视，应该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办公室，协调资金和技术力量，加大投入，让更多民众参与进来，让全国人民都了解大象的困境，否则人象冲突只能愈演愈烈，中国最后的大象必将灭绝。”

野生亚洲象在中国只有218—242头，在过去40年间，它们的栖息地减少了16.25%，且高度碎片化。大象不得不尴尬地靠“偷吃蒙喝”果腹充饥。

单一的、被动的补偿性措施，无论是从力度还是效率上都满足不了农民的期待，这就使矛盾不断激化，积怨成疾，也许是大象遭猎杀的更深层原因。

新华社报道，2015年7月19日，在云南西双版纳，一头闯入村民王某家的野生亚洲象被其用自制枪支击毙，大象一尸两命，腹中一头已经发育成熟的雄性胎儿也随之殒命。当地政府部门依法对嫌疑人王某刑事拘留。后有记者向当地森林公安局求证，王某被刑拘是因涉嫌非法持有枪支。

此事件随即在网上引起了人命贵还是象命贵的激烈讨论。每发生一起人与野生动物的冲突事件，就会引起一场类似的辩论。然而大家更期待的是何日能消除或避免这样的悲剧发生。

“一般情况下，怀孕母象对外界的刺激更为敏感且易被激怒，而根据村民的描述，大象并未对村民的吼叫做出攻击反应。村民射杀大象除了担心受到威胁以外，更为复杂和深层的原因值得探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国际保护联盟亚洲象专家组成员张立博士认为。

杀象背后的积怨

在全球范围内，野生亚洲象种群的数量在35000—45000头之间，在中国这个历史上大象分布极为广泛的国家，它们目前的种群数量最乐观的估计也只有218—242头，仅在云南省西双版纳、普洱和临沧这三个地区还有野生象。

亚洲象的生存环境随着人类活动的急速增加而快速恶化。在过去40年间，它们的栖息地减少了16.25%，且高度碎片化。这使它们不但觅食变得越发困难，种群之间的交流也很难进行，成为真正的“丧家之象”。除了残存的小片森林栖息地以外，大象不得不尴尬地在公路、农田和村落间靠“偷吃蒙喝”果腹充饥。作为陆生最大的具有高度智慧和行为复杂的哺乳动物，它们不得不适应在人类社区周围生存，而显然人们并不想接纳它们。

时间倒推十年，云南版纳地区农民因亚洲象肇事造成的损失远远大于今天。此次大象遭到猎杀的大渡岗关坪村并非贫困地区，2013年，全镇农村经济总收入2.1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8399元。然而，当地居民对大象的保护意识和容忍度并未随着经济水平的发展而提高。

尽管当地政府启动了建立大象食物源基地的试点，并引入象损补偿基金和政府投保的商业保险机制，但这些单一的、被动的补偿性措施，无论是从力度还是效率上都难以补偿全部损失，满足不了农民的期待，这就使矛盾不断激化，一次人与野生动物小小的摩擦都可能引发最恶劣的后果。积怨成疾，也许是大象遭猎杀的更深层原因。

能像大熊猫那样保护大象吗

亚洲象和大熊猫一样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应该得到同样的保护力度和关注。然而目前的情况与需求距离太远。

如果说人象冲突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政府主管部门就应该拿出更加开放的态度来与科研单位、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合作共谋破解之道。

“实际上，一些有效的可以防止和减少人象冲突的技术没有得到应用，比如为头象佩戴卫星颈圈。作为科学家不但可以更清晰地了解大象活动的规律，为栖息地的规划收集重要数据，同时可以对大象的活动实现实时监测，更高效地预警社区居民，避免与大象直接遭遇。”张立说。

然而遗憾的是，因为涉及边境地区活动及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处置的敏感问题，没有部门愿出面协调和负责这项工作，致使这个成熟的技术和解决方案落不了地。

此外，一些保护组织，如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云南从事了十几年的亚洲象保护工作，为解决人象冲突建立了一套群防群护的方法，非常有效。

在普洱地区，他们和当地林业部门合作，从村民中招募热情为大家服务并了解亚洲象习性的“监测员”长期监测亚洲象活动，及时对村民发出预警。通过培训，这些监测员了解了保护大象对于长久延续社区生态与村民福祉的关系。“社区百姓共同参与的对亚洲象的监测有效地减少了极端事件，增加了人对象的了解。”一位动物保护人士说。

“如果偌大的中国连自己最后的这两百多头亚洲象都灭绝的话，那是令先人蒙羞的事。”大自然保护协会云南项目高级顾问李纯说，“亚洲象不仅仅是西双版纳的，是云南的，更是中国的，亚洲象的生态作用和文化意义应该受到和熊猫一样的重视，应该在国家层面设立专门办公室，协调资金和技术力量，加大投入，让更多民众参与进来，让全国人民都了解大象的困境，否则人象冲突只能愈演愈烈，中国最后的大象必将灭绝。”

重修生态保护红线

亚洲象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基石物种，也是热带雨林中的旗舰物种。它们的存在对雨林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服务，无法被取代。比如，大象的脚印和粪便为无数的微小生物的繁衍生息提供了可能，它们身躯庞大，活动范围广，食量巨大，能够使森林保持恰当的密度，既能促使高大的树木更健康地生长，也为低矮的灌木、草本植物开拓了生长机会和空间。雨林生态系统的稳定和复杂，如果没有了野生大象的存在将变得无序和崩溃。

这个难解问题与长江最后的珍稀特有鱼类自然保护区所面临的问题相似，因长江里的鱼已经很少，当地渔民只能轮流捕鱼，每天一条船可下江捕鱼20分钟，常常空船而归，好的时候也仅能捕到一两公斤小鱼。所以中国大自然保护协会和保护区都在呼吁政府实施更长时间的禁渔期，并帮助渔民转产另谋生计，来恢复长江生态和鱼类资源。

虽然都是大象，但亚洲象在中国所面临的威胁与非洲象完全不同，我们这里是人象冲突，非洲则是偷猎和非法象牙贸易。所以解决好人象冲突是云南省确保生态红线不被突破的关键一环。

有专家建议，尽快重新对云南的生态保护红线作出修订，全面规划云南所拥有的丰富的自然资源保护和当地经济发展及社区福祉的关系，真正为云南特有的世界濒危野生动物大象、滇金丝猴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留出一片能够让其自然繁衍和生存的区域。同时，社区的发展可以探索新的模式和出路，作出可持续发展的调整方案。而这些对策能否实现，关键还是决策者的见识与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