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南焱

很多人并不知道，当代工人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过程中，还创作了数量惊人的诗篇，只是长期被遮蔽。而这部当代工人诗选，让沉默的底层破冰，让工人们发出自己的声音。

大海捞针一样筛选工人诗人

最近两年，作家、评论家秦晓宇放下手头的写作，把精力全部投向一直不太受关注的工人诗歌，编选《工人诗典》、策划工人诗人朗诵会和纪录片。在这部即将问世的诗选中，可以看见一大串工人诗人的名字，其中有巷道爆破工陈年喜、酿酒工人绳子、炼钢厂工人田力、羽绒服厂充绒工吉克阿优、煤矿工人老井、铁路工人魏国松、电子厂工人唐以洪、锅炉工白庆国、服装厂女工邬霞，以及去年坠楼辞世的富士康工人许立志……

秦晓宇原本也不关注工人诗歌，认为打工文学的概念提出来已有十几年，作品普遍不给力，诗歌也只是对打工生活的白描。但在2010年他担任北京文艺网文华诗歌奖评委后，发现大量作者积极投稿，很多是默默无闻的工人诗人。

“这些人的名字从没听说过，但作品很出色，驾驭诗体的能力很老练，明显都创作了很长时间。”秦晓宇说，自己对打工诗歌的刻板印象也就此改变。

之后，秦晓宇、诗人杨炼应邀赴荷兰参加第44届鹿特丹国际诗歌节，这届诗歌节上做了一件事，就是把外国诗人的作品翻译成中文，把北京文艺网的一些草根诗人的作品译成英文。秦晓宇后来在《读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到这些底层工人诗人。

财经作家吴晓波恰巧读到了这篇文章，感到非常意外。他觉得本来诗歌已经边缘化，居然还有一群从事重体力劳动、毫无所谓闲情逸致的人在写，且写得挺优秀。于是，他联系上秦晓宇，建议后者编一部工人诗选。

中国现今有2.3亿农民工，再加上有城市户籍身份的产业工人，总数约3.1亿。据秦晓宇推算，即便两三万人当中有一人写诗，目前的工人诗人也在万人以上。诗选意在反映中国工人诗歌创作的整体面貌，从诗中可以看到近30年中国工业化的艰辛进程。

筛选出这批工人诗人，也绝非易事，堪称万里挑一。上世纪80年代工人诗人的作品，秦晓宇只能依赖期刊杂志和诗集、诗歌年选，因为再没有其他的途径，他们不发表出来就没法知道。像当过工人的诗人于坚，写过有关工厂的诗歌，就被纳入进来。

秦晓宇搜索了大量诗歌论坛、个人博客以及民间诗刊，全凭自己的眼光去逐一判断。“有些工人写得不错，但没有名气，只把诗歌放在自己的博客里，我就在博客下面留言联系他们。还有的工人写得很多，但好的作品只有一两首，我就把这一两首挑出来。”

在井下和车间偷偷构思写诗

编选当代工人诗选时，秦晓宇不像当下很多编者那样随意，他都是亲自联系入选者，征求他们的同意，并承诺将奉上稿费和样书。当初联系一些工人诗人，还引起了误会。煤矿工人老井接到电话时就曾呵呵一笑，调侃说“又要收版面费吧”。

这些工人诗人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却长期坚持诗歌创作。老井在安徽煤矿工作了20多年，干过煤矿所有的工种，现在还是井下机电检修工，每天上班都要下到地下深处。

老井主要写煤矿题材，写井下劳动场面，写身边的矿工生活，还写矿难事故。有时他会在井底下偷偷构思，像《地心的蛙鸣》就是在挖煤的时候触动灵感的。此次，纪录片拍摄团队到淮南拍老井的工作、生活场景，跟他一起下井，他戴着安全帽、拿着挖煤小镐，在地心深处朗诵了这首诗。

60后绳子在徐州当酿酒工人，近些年市场竞争激烈，酒厂对工人克扣得很厉害，月底工人拿不到多少钱，绳子的家庭生活因此过得很拮据。

2001年，绳子开始写诗，借此一吐心里的苦闷。“写其他文体，会受到束缚。写诗比较主观，把心里的东西吐出来。”他说，每天连续上班八个小时，还经常加班，他的大部分诗歌都是在上班期间，抽空写在工作记录纸的背面。

彝族小伙子吉克阿优是一名80后，出生于大凉山，曾在浙江嘉兴一家服装厂当充绒工。“每天站在流水线上，要往四百多件羽绒服里塞鸭绒，多抓或少抓0.1克鸭绒都会被罚款。”他说，心里苦闷之极，他便写诗来抒发，写彝族打工群体的生活现状。

其他很多工人诗人的创作环境也差不多，没有多少闲情逸致，都是在劳动或休班的间隙构思写作。60后田力在鞍山钢铁厂干了二十多年，现在是炼钢厂主控室操作工人，创作条件算是较好的。他回忆，有一次值夜班到天亮，下班骑车出来漫天大雪，想起好句子就停车在路边写，感觉特别美好。

写诗不求名利只求心灵抚慰

在工厂里写诗，这些工人诗人绝大多数没有获得多少回报，更没有像余秀华那样暴得大名。绳子写的主要是酿酒厂的题材，但在他工作的酒厂，工人之间因厂里的苛刻制度而关系紧张，没有工友和他交流，家里人也对他写诗毫不关心。

老井也是如此，很少发表作品。煤矿读诗的人太少，老一代工人文化水平低，看不懂诗歌，年轻一代喜欢上网打游戏，也没人跟他谈论诗歌。“我会向一些老工人打听煤矿历史，收集写作素材，但创作上没法交流。”他说。

田力写了很多钢铁厂的题材，他也坦言身边机床的普通工人读诗并不多，也很少看书报杂志。但他愿意把他们当作第一读者，念诗给他们听，他们说写得好或臭，自己也愿意听。

现在四川电子厂工作的70后唐以洪，称最早写诗也有一些功利心，虽然得过一些诗歌奖和荣誉，但生活没有本质性的改变。他曾长期在温州的鞋厂打工，后来四处漂泊务工，干过建筑工、五金工，直到最近才进了成都一家电子厂。“以前遇到的工厂老板很苛刻，这家厂子的老总喜欢文化，欣赏我的作品，把我调到办公室工作，条件有所改善。”唐以洪说。

“我咽下奔波、咽下流离失所/咽下人行天桥，咽下长满水锈的生活/我再也咽不下了……”这是24岁诗人许立志的诗，他曾想扎根深圳，却只能做“血汗工厂”富士康的流水线工人。纪录片摄制组2014年8月曾与他沟通拍摄事宜，但国庆前夕，他从深圳一座大厦的十七层一跃而下。

在这批工人诗人中，靠写作改变命运者堪称凤毛麟角。打工诗人郑小琼进了广东省文联，富士康工人郭金牛在得到诗人杨炼的提携后，进入深圳作协，算是靠写作进入了体制。大部分工人诗人依旧在厂里上班，有的还遭遇失业。

真实记录3.1亿群体生存经验

在工人诗人们的眼里，秦晓宇自掏腰包编选《工人诗典》，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在秦晓宇看来，这些工人诗人有着丰厚的生活经历，恰恰是学院派诗人所缺乏的。

吴晓波采写过无数企业家，感慨自己恰恰忽略了最基层的工人，忽略了他们的精神世界，而工人诗歌让他看到了生活和劳动本身。他曾给秦晓宇写信：“过往三十多年，中国工人阶级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之一，可是他们一直被剥夺、被漠视缺席、被低俗化，然而，你的工作让我们看到了事实的另外一面。”

秦晓宇相信《工人诗典》，让底层得以发声，社会学价值不言而喻。他觉得这些工人诗人的作品，文学价值也不低，有些作品的水准不比一些著名诗人的作品逊色。

而在时下主流文坛，对待工人诗歌却有着不同的看法。一些评论家认为，工人诗人是一支新兴的文学力量，他们抒写打工生活和工厂世界，为农民工和工人代言。但也有批评家和诗人认为，工人诗人的写作过于狭窄、单一和道德化，缺乏美学上的创造力。

中国作协创研部研究员霍俊明也一直关注工人诗歌，他觉察到通过工人诗人的写作，实际上写出了今天人与机器的较量，提升到精神生活和社会公共生活的层面。

纪录片《我的诗篇》今年上半年有望面世，预告片中有一个镜头，打工诗人谢湘南无语地站在深圳吉田一大片墓地前，他曾就这片墓地写过一首诗：《葬在深圳的姑娘》。对于他们来说，这既是现实生活，又是时代的集体隐喻。

“哪怕工人诗人只是写自己的生活，也是在为3.1亿的群体立言。”秦晓宇希望通过工人诗选、纪录片，让大家更多去关注底层群体的命运。（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