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昌云
题记： 2014年的鲁甸“8.03”地震，一般人只知道参与抢险救援者牺牲了两人，一个是武警战士谢樵，还有一个是鲁甸民爆公司的驾驶员梁龙洲。鲜为人知的是，中国水利水电十四局不仅是“穿刺”地震形成的最大的红石岩堰塞湖的唯一功臣，更不知道这个局有6位工人因此牺牲，至今，尚有4位工人的遗体没找到。
在“8.03”地震周年即将到来之际，记者日前几次采访了有关人士，写下这篇文字，以纪念去年在那个时间、那个地点，为抢险救援而奋不顾身的那些勇士们。
大地震后，受命于危难
2014年8月3日，是一个平淡无奇的星期日，16时30分在距云南省鲁甸县县城直线距离约30公里左右的龙头山镇发生6.5级地震，震源深度12公里，此后发生余震1335次。
这场地震，直接造成的损害主要有两项，一项是震中龙头山镇大量民房倒塌，而另一项严重的受灾地点，就是地震导致金沙江支流牛栏江两岸多处山体垮塌，阻断滔滔江流，至少形成4处堰塞湖。其中，火德红乡李家山红石岩电站取水坝处两侧山体的瞬时崩坍，将奔流的牛栏江拦腰截断，所形成的堰塞湖面积最大，蓄水最多，对下游威胁最大。
8月，正值云南的雨季，牛栏江水汪洋恣肆，被山岩碎石岩土阻断后，红石岩堰塞湖水位迅疾蹿升，每小时上涨约1米，到8月10日，这个“自然”形成的堰塞湖，已经蓄水2.6亿立方米，对下游的3万多居民，两座水电站和几座公路桥梁以及大量农田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抗震救灾总指挥部领导决定必须对这个“恶性肿瘤”动手术“切除”。同时实施的“手术”分显性工程和隐性工程两个部分。
显性工程是在堰塞湖大坝体上凿开一条应急泄水糟，一旦水位上升到大坝顶部，由这条槽将江水泄出，以避免漫坝、溃坝所带来的巨大危害。
在开凿这条泄流槽的同时，他们把从根本上消除堰塞湖危险的最重要任务交给了素有“地下铁军”之称的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
这就是实施隐性工程，“寻找或者开掘可以过水的隧道或者洞子，将湖水彻底排出。”
十四局的抗震救灾突击队开赴红石岩时，并没有携带足以彰明自身的LOGO，在他们用自己的汗水、智慧、勇气乃至生命，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对堰塞湖进行釜底抽薪式的“穿刺”过程中。从8月5日，十四局进入堰塞湖，到10月3日应急泄流洞开始泄水，整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人知道是咋回事，也没有人知道红石岩堰塞湖2.6亿立方米的水是如何消弭于无形的。
第一次“穿刺”：打通应急泄流洞
接到任务后，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从多个二级单位先后抽调了32名优秀技术工人，组建了第一梯次的抗震救灾突击队，奔赴红石岩地区。
此时，公司总经理洪坤在厄瓜多尔工地出差，带领十四局职工冒死犯难的任务落在了公司党委书记王曙平头上。
尽管也有一些友邻单位施援，但具体怎么办，主要靠十四局的干部职工想办法。
“根据我们的施工经验，当时判断这个电站建设时应该留有一个施工支洞，找到这个支洞，带炸药进去，将支洞堵头炸开，水就可利用这个支洞泄出，解除或者缓解堰塞湖水位不断上升的压力。”中国水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有限公司党委书记王曙平说。
据十四局公司曲靖分公司红石岩工程项目部常务副经理马红钧介绍，方案确定了，就开始找这个施工支洞，“没有图纸指示，就靠经验和常识找。”
“最后在一片瀑布后面找到了洞口，职工惊呼‘这是水帘洞啊。”马红钧回忆说，“沿洞进去查看，在这个施工支洞的尽头确有一个堵头。”
王曙平到现场一看，发现所谓“堵头”其实是一根直径1.8米的钢质引水管的尽头被用钢板和螺栓锚固，“为了炸掉这个堵头，我们用电话咨询了水利专家和爆破专家，包括用药量多少，因为我们只有一次机会，如果失误，产生次生灾害，比如药量不够，炸不开，或者药量过了，把洞子彻底炸塌，反而挡住了泄水，那就完蛋了。”
当时在鲁甸的国家防总秘书长、水利部副部长刘宁多次告诫他，“炸成功了，我们是功臣；失败了，我们就是罪人，全国人民都盯着我们，我们会被唾沫星子淹死。”
“当时广泛咨询专家意见，认为炸这个堵头要两吨炸药，为了爆破成功，我做主增加20%，也就是2400公斤，”王曙平说， “确定8月9日将堵头炸开，尽早泄出堰塞湖的水，但新的麻烦又来了，没有炸药。”
王曙平说，负责运送炸药的鲁甸民爆公司此时出事了，他们的一位名叫梁龙洲的驾驶员在运送炸药的途中殉职，炸药运不进来。
最后的想法是，炸药车尽量向红石岩方向靠拢，然后用人去背炸药。
“8月9日下午5点，曲靖分公司经理范开平带着包括解放军战士和农民工在内的80多人在等运炸药的卡车。”
凌晨5：30，运送炸药的汽车终于到了，但从此地到调压井施工支洞堵头还有6里地，“力气小的一人背一件，力气大的，背两件，2400公斤炸药硬生生被我们用人力背送到洞口。”
这时，已经是上午10点了。
但洞口距炸点还有300多米，这时洞里涌出的水已经齐腰深，声音轰鸣吓人，还必须把2.4吨炸药运进洞里堵头处。
施工支洞堵头的位置比堰塞湖水面低70多米，此时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堵头钢板厚达6厘米，边缘用直径达32毫米的螺杆紧密锚固着，但此时由于水压太大，已被崩断几根，水流呈放射状从缝隙处射出，手摸上去，被射得生疼，实际上，这个钢板堵头随时有可能崩开，危险极了。”
因为太危险，“我们的协作队伍，也就是农民工一看情况，说给他们再多的钱也不干了，转身走了。”
但马红钧他们不能跑，刘松介绍说，“没法了，马红钧、刘正、罗芬、郑建林、徐鹏、王伟旭6个人只穿着裤衩从洞口往里搬炸药，2400公斤炸药用了一个半小时才背运到指定位置并固定好。”
11：28分，引爆成功。一声巨响的同时，大地在颤抖，须臾之间，一柱洪流脱缰野马似从洞里射出来，昔日的施工支洞此时宛如一门炮的炮管，将洪流喷射到牛栏江的对岸，水花四溅，声震峡谷。
“这个堵头一炸开，泄出的水量每秒达到至少80立方米，通过它所释放的水量和进入牛栏江的水量相等，堰塞湖的水位再也没有上升过，要不然，你没法理解，为什么在10月3日我们新开凿的泄流洞泄水之前，这个堰塞湖已经不会对下游产生致命的威胁。”马红钧说。
堵头炸开，开始泄水，此时比堰塞湖大坝正在开挖的应急泄水槽竣工早了整整两天又4个小时。
这时，马红钧等人心里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心情，可以说酸辣苦咸甜五味俱全，“从8月5日到10日炸开堵头，我们没吃过一顿热饭，每天就一瓶矿泉水，一盒压缩饼干，没有帐篷，就睡在露天篮球场上，没有被子盖，夜里遇到下雨更惨。”
“炸开堵头，堰塞湖水开始有所下降，堰塞体安全了，我们以为完事了，可以走了，”马红钧说，“我们开始收拾行李，这时，领导接到一个电话，上级要求我们再打一个洞子，把湖水彻底放光。”
第二次“穿刺”：生命换来的胜利
此时，先锋队人数从32人陆续增加，后来达到160人。
根据实际情况，经过研究，决定在低于堰塞湖水平面70多米的红石岩另一侧牛栏江边，向山体内部开凿一个高和宽分别为7.5米×7.5米，长287米的应急泄流洞，然后把它和电站原有的引水隧洞接通，湖水就可以从此处彻底泄出。
“仅仅两天又要打这个洞，”马红钧说，“正常情况至少要一个月的准备，人员、设备需要进场。”
“287米的洞子，指挥部要求一个月打通。”王曙平说。
“8月11日，从早上8到下午两点，我们用4台挖掘机、两台装载机，加上爆破，修了近4公里的简便施工道路，同时采购物资，选定施工位置，接着第二天就开工，这个速度前所未有。”
同时紧急购买设备，“这时没有成本概念，”王曙平说，“抢险救灾，是政治任务，只能讲社会效益，不能讲经济效益，买设备我要求要买最好的，还要备份，不能关键时刻掉链子。”
8月12日，应急泄流洞洞口正式被开凿。为了和堰塞湖死神抢时间，开掘速度惊人，“最快的一天掘进了13米，平均每天掘进10米左右。”
当时还有一个困难是建材和生活物资因为交通不畅需要人背送。
距施工洞子约5公里，物资从鲁甸运来，然后用人力背负。打这个泄流洞，总共用了800多吨水泥，全是工人一包一包背过去的。
从8月12日开工，直到9月下旬之前，洞子总体上一直打得很顺利，但距终点还有7米时，出现状况了。
“9月23日18点，炮放光，渣出完，是一个很完整的围岩，就回驻地吃晚饭了。” 马红钧回忆道，“但这是一个垂直断层，里面是像石灰一样的岩层，遇水会膨胀，到晚上洞子顶上不停地在塌落岩土。”
“9月24日早上7点我去看，洞子塌了约7米，顶部已经塌陷了约5米，而且还在不停地坍塌，我担心洞子会崩，就把所有人员和设备撤出，然后停工两天，请岩土工程方面的专家来看现场，进行了一次论证，专家会诊后认为没问题，产生了一个新方案，要我们在现场停止掘进，浇一个15米厚的堵头，将洞子封堵住，然后退后20米，从旁边打一个岔洞去连接电站引流洞。”
马红钧告诉记者，时间紧迫，大伙儿不分专业一起上，“开挖和浇灌混凝土本来是两个专业，这时顾不得了，大家一块上去浇灌混凝土，准备用三天时间把堵头浇灌好，浇600多方混凝土，正常情况需要一周。我也上去烧电焊。”
堵头弄好后，接着按计划开凿岔洞。
10月3日14：28，又发生了一次余震，突然，洞子崩了，巨大的水流快速漫涌出来。
“我被一个电话救了命。”马红钧说，“洞子里没信号，我就出洞来打，电话尚未拨通，我看到洞子里排水沟的水明显增加，我就赶紧往里跑，洞里还有23个人在作业，我想招呼他们往外跑，往里快速走了100米左右，水已经有两米左右高了，工人也在向外跑。”但这时水越来越大，“先是淹没小腿，再是淹到大腿，接着是到腹部，再就淹到胸部了。”
一会儿人和施工设备就都被大水裹挟，一起沿新凿出的泄洪洞给冲刷出来，马红钧也被强大的水能裹挟着冲往洞口，“我被冲到洞口才站稳，这时看到两个工人被冲出来，我抓住了一个，另一个眼睁睁看着他被冲走。”马红钧回忆道，“当时洞里有一辆重达40多吨的水泥罐车也被冲出100多米，冲到洞口车熄火停了，那时水势不是很大，有五六个工人抓住罐车可拽部位，算是捡回一条命。”
这个时候的“第一时间”是清点人数，寻找失踪者，连马红钧在内，24个人，只找到18人，有6个人不见了。
这6个人是郑建林、龚有祥、颜卫国、钟玉富、王艳华、朱有付。
15时许，马红钧电话向上级报告涌水事故及其所造成的灾情，“16点，云南省和昭通市的两级抗震救灾指挥长都来到事发地，组织指挥军人和职工沿牛栏江两岸搜救失踪人员，“经过10多天搜救，10月17日在新大桥回水湾江面漂浮的垃圾中找到了龚有祥，他是陕西汉中人。”
5个多月后的2015年4月7日，在下游天花板电站库区江边树林里找到郑建林，其余4人至今下落不明。
在十四局付出惨重代价之后，10月4日14：50，马红钧接到一个电话报称，堰塞湖的水排空了。
红石岩堰塞湖无声无息地消失了。
据事后技术专家的会诊，做出了技术评价，结论是：“参建各方严格执行标准且规范设计施工，险情的发生具有不可预见性和不可抗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