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瑶

摘要：《倾城之恋》中，张爱玲以冷漠琐屑的态度讲述软弱凡人的婚恋纠葛，以大团圆的“喜剧”重写男权建构的爱情神话，并借此视角透视现代都市的苍凉，从亲情、爱情、婚姻、团圆等角度表现出中西文明交错下人性异化的主题意蕴，流露出浓重的悲剧色彩。

关键词：倾城之恋 异化 悲剧

中图分类号：I712.0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3-0092-02

《倾城之恋》是张爱玲的代表作之一，写于1943年9月，收入中短篇小说集《传奇》，讲述“男女间小事情”，演绎凡俗人生的都市传奇。《倾城之恋》以团圆结局，“到处都是传奇，可不见得有这么圆满的收场”[1]，一反张爱玲小说以悲剧收尾的常态，如《花凋》中川嫦如落花般悄怆凋零；《金锁记》中曹七巧由活泼少女蜕变为变态毒妇；《沉香屑·第一炉香》中葛薇龙堕落成寡廉鲜耻的交际花……张爱玲喜用苍凉基调书写女性个体悲剧，表现女性在现代都市中的命运沉沦，因而团圆的《倾城之恋》显得尤为特别。《倾城之恋》中男女主人公郎才女貌，在经过几番坎坷波折后终是由爱情步入婚姻殿堂，以至傅雷先生将它定性为“一幕喜剧”[2]。相比对《金锁记》的赞誉，傅雷先生对《倾城之恋》的评价并不甚高，说它“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既没有真正的欢畅，也没有刻骨的悲哀。”[3]但当我们细细体会这篇小说，便会发现它虽结局团圆，却掩藏着无边的苍凉，实则是一幕残酷的悲剧，而悲剧意蕴恰在于中西文明交错下人性的异化。

异化指人抛却能动性，产生自我的对立面，并被外在、异己的物质或精神力量所支配。资本主义的全面发展，中西文明的冲击交撞，带来异化的消极影响。人在身心交瘁的困境中，对异己力量过度追求，逐渐丧失自我，物质利益或精神欲望就作为一种外在力量成功支配人自身，造成人本质的扭曲。人的自我异化，必然导致人际关系异化。人际关系的异化表现为人与人的联系完全以异己力量为纽带。如以金钱利益为纽带，“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4]异化的人际关系，交织成心灵扭曲、病态畸形的社会环境，整个社会都充斥着自我异化的悲哀。沪港双城这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现代都市亦沐浴了资本主义的洗礼，世俗男女固守封建心灵，又受到现代文明冲击，不可避免发生人性异化。在《倾城之恋》中，人性的异化在亲情、爱情、婚姻、团圆等角度具有充分表现。

一、物质利益的异化导致亲情悲剧

破落世家白公馆六小姐白流苏，愤然离婚后寄居在娘家，却备受兄嫂排挤挖苦。他们榨干她的钱财，嫌弃她的存在，三哥数落指责，四嫂尖酸讥讽，四哥亦假仁假义。流苏遭受百般欺侮，想求生母安慰庇护，可连白母也冷漠麻木，一味说她“回去才是正经。”[5]因为利益，他们对流苏冷嘲热讽，亦因为利益，在看到徐太太对流苏巴结笼络，便不敢轻视半分，“怕她当真嫁到香港的阔人，衣锦荣归”。[6]在家人极端冷漠下，流苏终看清自己的生存困境，她深知“她和这家庭早是恩断义绝了。”[7]如若说开头的环境描写就已奠定了白公馆这封建大家庭的衰颓气氛，那么流苏在娘家的种種遭遇，则更真切地将这个家族的颓败表现得淋漓尽致。白公馆像是一座历经千年无人问津的墓室，它静悄悄地倚靠在末世的残垣断壁，风雨飘摇，荒凉衰落，残忍地吞噬着鲜活的生命。封建旧家族观念在现代文明冲击下瓦解，人际关系发生严重异化，家庭不再是心灵栖居的温存港湾，温情脉脉的宗法亲缘关系被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关系所取代，在白家人身上，我们看到亲情伦理关系荡然无存，呈现出极端冷漠，功利算计的可怕图景，深刻表现了中西文明交错下人性异化的思想意蕴。

二、现实困境的异化导致爱情、婚姻悲剧

生存困境中膨胀的欲望异化了白流苏的真心。张爱玲称赞流苏“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女人，有决断有口才。”流苏的决断在于，不同于旧式女子的怯懦软弱，她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自由。从白家人的对话里可见她前夫是个骄奢淫靡的纨绔子弟，当她在前夫家受尽折磨，她并非委曲求全，而是愤而离婚。这与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密切相关，诸如自由平等、个性解放的观念有力地瓦解着“三纲五常”的封建所属关系，打破了“夫为妻纲”的封建桎梏。但回了娘家，她却依然面临孤立无援的窘境。仰人鼻息的凄苦，担惊受怕的孤独，让流苏惶惶不可终日，她在这死气沉沉的“墓室”里承受了太多痛苦。红颜易逝，年华短暂，时间的逼迫，也令她不知所措；再加上徐太太的“怂恿鼓动”，与其成为“古墓中的活埋与彻底的死灰”[8]，流苏再次决断选择逃离。不幸的婚姻、淡漠的亲人、易逝的韶华，在这生存困境中，她感到只有自己的利益才最真实。欲望令她个性被异化，产生强烈的功利心态，丧失对本真爱情的追求，迫切需要的仅是一个经济保障的归宿。正如苏青评《倾城之恋》所说：“我知道一个离过婚的女人，求归宿的心态总比爱情的心来得更切。”所以当范柳原这个多金夫婿出现时，流苏并非因他的仪表人格而动心，而是为了稳定的经济保证，流苏像抓住救命稻草般，将仅剩的青春和淑女名誉孤注一掷，赌在了与范柳原的婚恋上。再看范柳原，精神困境中膨胀的私欲亦异化了他的真心。范柳原是一个玩世不恭，“独独无意于家庭幸福”[9]的花花公子，他的性格与他的家庭背景，人生经历息息相关。他是华侨富商与交际花的私生子，这特殊的身世令他孤僻脆弱，敏感多疑。破碎的家庭、淡漠的亲情、飘零的身世，他的孤苦伶仃恰与流苏如出一辙。这孤苦令他从心底不相信任何感情，也更不愿着眼家庭幸福。物欲横流的海外环境，凄苦无依的人生遭际，理想抱负的打击失落，在这精神困境里，他渐被膨胀的私利所异化，失去追求真情的自我，用寻欢作乐玩弄女人以填补内心的空虚孤寂。同时无所归属的精神危机令柳原对传统文化执著眷恋。他未选择年轻活力的宝络，却对浸润传统风韵的流苏一见倾心。他反复说流苏的“特长是低头”，强调她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女人”[10]。流苏受传统文化的熏染，带有旧式女子贤淑典雅的气质，因而他在她身上，得以安放游荡的灵魂，寻求精神的寄托。但膨胀的私欲异化了他，心灵的慰藉不如私欲的满足，“他爱她，然而他待她也不过如此！”[11]他对她说真假难辨的调情话，却希图推卸责任；他月夜来电表白心扉，却语露对她的轻蔑侮辱；他自己也不懂得他自己，却偏执地要流苏懂得；他要流苏爱她，原谅他，却不能设身处地为流苏的窘迫着想，将她引入精心设好的圈套，恶毒地让她成为遭人唾弃的淫妇，逼得她无路可退……他们两人均欲摆脱现实困境，却在逃离生存或精神困境的过程中发生异化，失掉了本真的自我。失却自我的悲哀，寻找自我的失败，让他们的婚恋成为一场现实交易。一个是自私的男人，追求放浪的求欢，“把恋爱看作高尔夫与威士忌中间的调剂。”[12]一个是自私的女人，追求经济的安稳，“物质生活的迫切需求，使她无暇顾到心灵。”[13]他们两人在调情式恋爱中，都精刮算计，忙着权衡利弊，不肯真心以待。流苏将沦为情妇时，是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自私自利的两人，当面对人世无常，才幡然醒悟“死生契阔，与子相悦，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爱情境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两个无根的人，终于决定结成一对平凡的夫妻。然而变质的爱情难以维持婚姻的长久，婚姻的殿堂成了活埋的坟墓。现实困境的异化，使纯粹美好的婚恋关系被私利欲望关系所替代，因而就算战争令他们暂时抛却利欲，在战争中“一刹那彻底的谅解”[14]，也只不过“够他们一起和谐地活个十年八年”[15]，当非常时期过去，他们所缔结的一纸婚书不过是昙花一现，稍纵即逝的短暂，柳原依然本性不改，给其他女人说着俏皮话，流苏虽得到经济保证，内心却怅惘。因而婚姻的成全并非是真正的团圆，悄然流露出团圆之悲。

三、女性自我的异化导致命运悲剧

男权社会下女性自我异化导致了团圆背后所掩藏的女性命运悲剧。现代文明对封建心灵的冲击，虽瓦解了“夫为妻纲”的封建所属关系，但却未能给女性指明独立解放的出路，而中国传统男权社会下对男性依赖的奴性意识在女性心中根深蒂固，这就令流苏陷入寻求逃离自由却又难以独立生存的矛盾困境。流苏在逃离白公馆时，面临过“娜拉出走后怎样”的问题，她自己也深知，“我是个顶无用的人”[16]，逃离后定无出路。流苏不是娜拉，她的逃离是为了体面的前途，而她的悲哀就在于只能依附一个得以长久依靠并有经济实力的男人才能稳定的生存。为了摆脱生存困境，在男权下她发生自我异化，永远无法逃脱委身男性以获得生存保障的悲剧命运。正如胡兰成所说“她以她残剩的青春的火把，去寻觅一点儿温存，一些儿新鲜，与一些儿切实的东西。她把这些归结于第二次的结婚，而她也只能如此。”男权社会下的女性沦为男性的附属品，可想而知，若干年后的流苏，极有可能再次面临不幸的婚姻和逃离的窘境，可那时的她韶华倾覆，便也失去了仅剩的资本，再难觅得情缘，落得凄凉悲苦。缔结的婚姻，温情的团圆，实则并非是最后的落幕，人性异化的悲剧还在循环的上演，团圆的结局更是绝望苍凉。

不论是亲情、爱情悲剧，还是婚姻、团圆悲剧，恰都源于中西文明交错下人性的异化。人性异化的悲剧体现着张爱玲虚无怀疑的苍凉意识，这苍凉最能传达她的人生感受。动荡的时代，飘零的身世，多舛的命运，她将自己的亲身感受融入作品中，以冷漠琐屑的态度和敏锐深刻的眼光，旁观着沪港双城“软弱凡人”的恩怨纠葛，见证了资本主义的腐朽丑陋，揭示人性异化的悲剧意蕴，从而流露出浓重的苍凉意味。

参考文献：

[1][5][6][7][9][10][11][14][15][16]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2][3][12][13]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A].中华文学评论百年精华[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4]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8]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C].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