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说美队是个悲剧人物
赵一萍
摘要：司马迁在《史记》中塑造了众多风格迥异的人物形象，基于他特殊的创作立场和先进的历史观，这些人物大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悲剧色彩。通过拜读《史记》我们可以看出，他们或骁勇善战，或信守承诺，或侠肝义胆，或心胸狭隘，或醉心于功名利禄，或沉湎于权力争夺……在他们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生百态，读出了世事沧桑。本文即从悲剧人物群像出发，略加阐述，以期“述往事、思来者”。
关键词：《史记》悲剧人物群像述往事思来者
中图分类号：120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02-01 12-02
《史记》凡百三十篇，为十表、本纪十二、书八章、世家三十、列传七十。其中本纪、世家、列传属于传记部分，卷帙最多。据统计，《史记》中的悲剧人物以商鞅、李广、荆轲为代表，大概有120多个。在司马迁的笔下，这些悲剧人物的刻画鲜明传神、细致入微，他们各自弹拨着命运的琴弦，演奏出一篇篇慷慨悲凉的乐章。
一、悲剧人物群像
1.锐意改革。众人倒戈
商鞅是法家重法一派的代表人物。又因作法自毙，而结束其一生，固然历来唾骂商鞅者有之，如贾谊，“商君违礼义，弃伦理，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然而客观称其功者自亦有人，如李斯，“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富，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附。”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君者，卫之诸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孙氏，其祖本姬姓也。事魏相公叔座为中庶子”。中庶子官职并不高，却是商鞅首次受人赏识，所以此时的商鞅该是悲喜交加的。奈何公叔座天不假年，竞一病不起，尽管那时的商鞅只是一届无名小卒，公叔座依然郑重地告诉魏惠王：“座之中庶子公孙鞅，年虽少，有奇才，愿王举国而听之。”如若不愿，则“必杀之，无令出境。”之后又秉着先君后臣的精神，让商鞅迅速逃命。而商鞅的回答及事后魏惠王的反应，与其所预料的分毫不差。这种料事如神的智慧和临危不惧的精神。正是日后商鞅成就大业必不可少的特质。
既然魏国已不是大展宏图之地，枭雄商鞅只能蛰伏，以待机缘。秦孝公的求贤令是商鞅漂泊旅途中的一块浮木，所以商鞅开始有些不择手段。相信以商鞅的智慧不会想不到借宠臣景监觐见会成为他一生的污点。漫长的等待会消磨人的意志和精神。他迫切希望向世人证明严刑峻法是结束乱世成就霸业的唯一途径。向世人证明没有继承权的庶子依然可以成就不朽的功勋。帝道、王道均不为孝公所喜，直至霸道，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揣测上意而达成自己的目的，最为当世君子所不齿。所以不论商鞅的客观原由到底是什么，在世人乃至司马迁的眼里，他游说孝公靠的就是虚饰假说。基于最初手段不正，之后的种种行为被人戴上有色眼镜评价也就可以解释了。
新法初行，众皆哗然，“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商鞅却立木悬赏，取信于民；刑太子师，以肃其法。变法十年，“秦民大悦、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国家日益强盛，商鞅之大才可见一斑。可是志得意满的商鞅却忘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望者。”此一言道出了商鞅所处的危险境地，孝公终会薨逝，届时太子立，以公子虔为首的宗室保守派势必反扑。赵良所劝，证明其祸已萌。但自负如商鞅并未采纳赵良的劝诫。因此，商鞅最终落得车裂族灭的结局，并非偶然。
平心而论。商鞅的悲剧的确有其咎由自取的成分。可是权贵的竭力反对、法令违背情理而大失民心也是不能忽视的。还有早于商鞅实行变法的吴起，他通过改革先后使魏、楚两国国富兵强，却同样没有摆脱改革者的宿命，因得罪楚国贵族，被处以车裂肢解之刑。晁错深受先秦法家申不害和商鞅学说的影响，强调法律的作用，锐意改革，坚定削藩。其言其行符合汉景帝的利益和巩固中央集权的时代要求，却损害了诸藩王利益，成为吴楚七国之乱的导火索。为维护统治秩序，景帝听从袁盎之计，腰斩晁错于东市。
2.主上压制，同僚陷害
据《史记·李将军列传》记载，李广出身武将世家，先祖李信为秦将，曾率军击败燕太子丹。其家族世受仆射之职。及至李广，不坠先祖威名。他一生参加大小战争七十余次，以其机智勇敢、廉洁宽厚在史书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為世人敬仰的大英雄。就连司马迁也因有感于其功勋及品德而为他单独列传——以卫青、霍去病之位尊功高尚且合传为《卫将军骠骑列传》。因而当他自杀的消息传开后，“广军士大夫一军皆哭。百姓闻之，知与不知，无老壮皆为垂涕。”可就是这样一个人物，却留下了“李广难封”的千古遗憾。
“李广难封”大抵是对所有功高不爵、命途多舛的将领的共同哀叹。这个“汉之边将无出其右者”的战神，至死官职也仅是前将军。资历浅于他的外戚卫青、霍去病早已封侯：就连以嬖宠进的李广利都可以凭借着耗费五万之师、亿万之费、四年之劳换来的三十匹马获封西海侯，他却只能日复一日的看着斑白的鬓发无语凝噎。有人说是因为李广生性暴戾。例如得罪他的霸陵卫和已经投降的八百羌人的结局：也有人说是因为李广真正参加并取得完胜的大规模战役并不多。究其根本应该是他缺乏政治敏感度，高估了当政者的胸襟。一个实权武将，在平定藩王内乱后却接受另外一个最终反叛的藩王所赐的将军印信。这种行为绝对会触动最高统治者敏感的神经！只此一项，就决定了他一生的悲剧。加之全军覆没本人被擒的黑历史，汉武帝以高祖刘邦的白马盟誓为佐证，不封李广似乎也说得过去了。至于其功勋，大概不会在一向唯我独尊的武帝的考虑范围内了。汉文帝“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之语犹在耳畔，陇西李氏阖族败落的消息却已传开。难道真是三代为将，道家所忌吗？
位列战国四大名将之首的白起，为秦昭王征战六国。立下赫赫战功。以致连苏代都感叹：“武安君所为秦战胜攻取者七十馀城，南定鄢、郢、汉中，北擒赵括之军，虽周、召、吕望之功不益于此矣。”可就是这样一个战神却因为将相失和，昭王短视竞落得赐剑自刎的结局，怎不令人唏嘘？韩信是中国军事思想“谋战”派代表人物。作为统帅，他率军出陈仓、定三秦、擒魏、破代、灭赵、降燕、伐齐，直至垓下全歼楚军，无一败绩；作为军事理论家，他与张良整理兵书，著有兵法三篇。他曾受胯下之辱，却也不忘一饭之恩。如此人物，岂会反叛高祖？吕后所为，有失人主气象；斩于钟室，三族被夷的最终结局将统治者的狭隘自私暴露无遗。
3.信守承偌。舍生取义
韩非子曰：“侠以武犯禁。”自古以来，刺客游侠之流不入正史是史家不变的传统。可司马迁却打破了这一惯例，为刺客游侠单独列传。在肯定了他们的侠义行为的同时也给予了极高的正面评价。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行为确实无可指摘，更是因为司马迁超前的历史观。
《史记·刺客列传》一共记录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高渐离六人的事迹，仅荆轲一人就占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可見其地位。据《刺客列传》记载，荆轲是卫人，“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曾游榆次和盖聂论剑；游邯郸与鲁句践博；之后至燕，“爱燕之狗屠及善击筑者高渐离”。种种行为，尽显荆轲的侠义本色。从卫至燕，荆轲无意间按照命运的轨迹，逐步走向最终归途。田光先生自刎。燕太子丹言语行为日益急切。淡定自若如荆轲在做好刺秦的所有准备后，毅然决然的奔赴不可知的未来。果不其然，荆轲失败了，可是这个失败的英雄与诸前辈贤者一样，用生命书写了“士为知己者死”的传奇。荆轲刺秦，虽最初受命于燕太子丹，究其本质，却并不是为太子丹狭隘的自尊心和燕王室的统治权，而是为了饱受战乱之苦的无辜百姓。
还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等游侠，司马迁认为他们虽然时常违犯汉朝的法律禁令。但是他们无愧于“布衣之侠”“乡曲之侠”“间巷之侠”的称号，并且热情讴歌了他们“亲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不矜其能，不伐其德”等高贵品德。并对他们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迫害他们的人表示极大愤慨。
二、悲剧结局的原因
1.所处社会客观环境的制约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社会发展不变的真理。所以当改革派所为之事超越社会历史发展阶段或是虽符合社会发展进程但是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时。必定会引起社会的剧烈动荡。为维护社会稳定，统治者大都以牺牲改革派的生命为代价来平息众怒。吴起变法，尸首不整；商鞅改革，惨遭车裂；晁错削藩，最终腰斩。他们都是时代的先行者，是命运的弄潮儿。他们拥有超前的政治意识、坚定的改革信念。可是他们终究无法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或者所谓的“民意”相抗衡。诚然，最终的结果证明了他们的正确，可是，在此之前他们早已付出了血的代价。
2.悲剧人物自身性格有某些缺陷
司马迁历来为人所称道，不仅是因为《史记》本身的文学造诣颇高，可以说是史书之最；更是因为太史公秉承史家秉笔直书的精神和先进的历史观。切实做到了不虚美不掩恶。吴起一生历侍鲁、魏、楚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仕鲁时曾击退齐国的入侵；仕魏时屡次破秦，尽得秦国河西之地，成就魏文侯的霸业；仕楚时主持改革，史称“吴起变法”。但是吴起贪恋功名，为取得成功不择手段。他杀妻求将、为子不孝和好色的人格缺陷为这位文武全才的将领增加了人生污点。此外，吴起执法严格、不近人情，用兵杀伐无度，造成横尸遍野、生灵涂炭的行为也遭到了非议。李广以爱兵如子著称，却也有气量狭小、杀害降卒、纪律涣散的不当行径。
3.反对派不遗余力的构陷和打击
秦惠文王一朝继位。以公子虔为首的保守派便开始构陷商鞅，他们虽然继承了孝公遗志继续实行新政，却也是导致商鞅车裂族灭的元凶；贤德如范雎依然可以为了一己私欲置国家利益于不顾，陷害白起，可以说是造成白起无奈自刎的导火索；晁错生性严厉、耿直，与袁盎、窦婴等人都有过节：以李广为首的李氏家族的悲剧也不能与以外戚势力为主的满朝文武的排斥分开。
4.君王权衡利弊的牺牲品
邯郸之战秦军失利，错在昭王范雎罔顾敌情、用人不当，昭王是真的没有看到这一点吗？答案是否定的，可是自负如昭王依然用白起为自己开脱，命其自刎。原因无它，长平之战后的白起军功声望已达到顶峰。国相范雎无法与之分庭抗礼。就算他自己没有拥兵自重、取而代之的实际行为，甚至为表忠心已经奉还军权，铸剑为犁、马放南山，可是难保他不会有这一想法。晁错建言削藩为的是巩固和加强中央集权，即皇权。其行为符合景帝的最高利益，可景帝终究是辜负了他的一片苦心，骗他入朝议事，以争取更多的战略时间为名将之腰斩于东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