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借助越南汉喃文献以及我国的元、明善本古籍，试图弥补字书漏收“撥”的四个俗体“扒”、“”、“”、“”，并从汉字域外传播学的角度对四个俗字进行逐个剖析。根据它们在越南的传承和变异情况，把越南汉文献中存在的俗字进行合理分类：中越通用俗字、中逸越存俗字、主要流行于越南的俗字。
[关键词]“撥” 俗字 越南 传播 分类
[中图分类号]H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4）08-0036-02
近日笔者在翻阅我国宋元明清善本书籍以及越南汉喃文学作品的时候，发现了《宋元以来俗字谱》漏收“撥”的四个俗字。
一、撥—
“漠漠轻阴不开，江南细雨孰黄梅。”《稼轩长短句》①（p310、4）
按：《中华字海》“”同“撥”。如“属石氏勃兴 乱起正”《北魏·中书令郑文功下碑》②、“皇犹解结，烦民苏讼”《隋·卞鉴墓志》、“频处烦”《唐·秦州録事曹澄墓志铭》、“嗦姦猾，欺孤凌弱”《清·圣祖仁皇帝御笔》，宋元以前，俗体“”多见于碑刻墓志，從北魏至清代出现频率很高。宋代之后，在元代刻本《稼轩长短句》中也找到了例证，而且在越南汉喃文献中使用频率也较高。
以越南汉籍正和十八年（1697）内阁官版《大越史记全书》为例，书中共载有“撥”的两个俗体，其中“”出现的频率较高。
“帝又亲率诸将，筑垒安华坊，直抵北北城，一夕而成，帝既许明人讲和，令北江，谅江修桥梁道路，又令诸路具船舟，备帆桨送营，付还国。”《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p43b、1）
“闰四月，指挥系军民被贼捉入西都、东京、古弄、至灵四城，已捕入附铁突各军，而有田宅入为官物即还。”《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p59a、9）
“若已定土分园宅，再占大罗城内，别为园宅地者，不听。”《大越史记全书·本纪卷十》（p66a、1）
“弟乘时屈起、拯民乱、布德立功、可谓仁厚之主也。”《大越史记全书全书·越鉴通考总论》（p6b、6）
“五月、禁卫兵擅行差、屯旨空疏。”《大越史记本纪实录·卷十三》（p2b、1）
“十八日、令各府县社、有海岸荒闲田、而少田人、情愿培筑开垦纳税、府县勘实给。”《大越史记本纪实录·卷十三》（p53b、2）
俗字“”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俗字，宋元以来一直沿用，且在越南也“泛滥”起来。这说明俗体“”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二、撥—
“饮酒中间，他自然撩你，你看着机会，就与他成了事。”《二刻拍案惊奇》③第六册（p171、9）
“都司摇头道：‘若要我们出力添兵卒，与他厮斗，这决然不能的。”《二刻拍案惊奇》第六册（p142、4）
按：上面两个例句中的“”字为“撥”的俗字。清代也有同样的用例，见于《皇帝赐赏银碑》。此碑藏于五台山普乐院，“四至，粮载契。”声符“發”俗作“”，将三级构件“殳”替换为“矢”，为了附和“發”的“發”之意。“林邑人入寇，掘王冢。”《大越史记外纪全书·卷之三》（p12a、7）
既然，明代刻本和清代碑刻中都有俗体“”的用例，但《宋元以来俗字谱》[1]《碑别字新编》④《广碑别字》⑤《敦煌俗字典》⑥《汉语大字典》⑦《中华字海》⑧等重要字书却没有收录。
宋代以来，印刷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俗字的数量略有削减，但总体还是相当庞大。自宋太祖陈桥兵变至1930年《宋元以来俗字谱》成书，历经970余年，而刘复谨选取12部民间刻本，数量太少；且选材谨限于小说、话本、杂剧、弹词，词作为宋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学体裁，却被遗忘了，碑刻材料也没有涉及，所以像“”字这样漏收的俗字可能还有很多。[2]因此，结合宋元以来的碑刻和善本诗词材料来研究俗字，这未必不是一条增补和完善《宋元以来俗字谱》的“捷径”。
三、撥—
“守度尝过寺前，见惠宗踞坐拔草，守度曰：‘则拔深根惠宗起拂手曰：‘尔之所言，我知之矣。”《大越史记本全书·卷之五》（p2b、1）
按：陈荆和在《越南俗字·简体字与惯用汉字对照表》中同样摘录了惯用汉字“撥”的俗体“”。[3]本人在正和本《大越史记全书》中找到了用例，见上面例句。这可为陈荆和的字谱寻找出处，俗体“”确实是流行于越南的俗字。
据目前掌握的资料，本土文献中尚未找到相同的用例。我们暂且把它认定为越南在使用汉字史上的一个小“发明”。在汉字文化圈内，越南在文字的使用上受中国影响最深，除了喃字，越南自创的汉字少之又少。
从汉字构型学角度分析，“”是正字“撥”声符讹变的结果。《说文》：“發，發也。從弓，癹聲。”《广碑别字》和《碑别字新编》都引魏《冯邕妻元氏墓志》的“發”的俗字“”。“饷兆迹”《清·皇帝祭北镇庙碑》“”的声符只是把俗体“”的形旁“弓”给“脱落”了。在越南汉文献中，“發”也俗作“”，“良与时俱前，行到合浦，而王子徽已自署为太守 宗兵拒之。”《大越史记外纪全书·卷四》（p1a、7）
因此，形体“”早在魏晋就已经出现在我国的俗字中，越南俗体“”的产生可能会受我国俗字的影响，也可能是汉字内在规律起作用的结果。但是，这一讹变破坏了原字的释音功能，像“”这类俗字对汉字理据的破坏是不言而喻的。[4]
四、【撥—扒】
“沾曰：‘臣为主死，何敢希求爵禄。惟王奋发乾纲，扒乱为治，臣死骨不朽耳。”《安南一统志》⑨（p40 a、3）
按：陈荆和在《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的末尾收录了《越南俗字·简体字与惯用汉字对照表》，其中摘录了惯用汉字“撥”的俗体“扒”。但本人对正和十八年内阁官板《大越史记全书》和国子监覆刻本《大越史记全书》进行了翻阅，可惜并没有找到俗体“扒”的用例。关于《大越史记全书》的版本，共有四种刊本流传于世，既然“正和本”和“国子监覆刻本”没有找到俗字“扒”的用例，很可能存留在西山朝景盛庚申年刊本或者引田利章校订的埴山草堂刊本中。
上文例句中的“扒”为“撥”的俗字。《安南一统志》的这一发现可以证实越南汉喃文献中确实存在“撥”的俗字“扒”。《说文》：“撥，治也。從手，發聲。北末切”；关于正字“扒”，《广韵》“博拔切，入黠幫。”“撥”和“扒”声母相同，应为读音相近的换用，把声符换成较为简单的形体。
越南与我国“同文同种”、山水相联，汉字传入越南才结束了越南只有语言没有文字的历史。当然，越南在学习和使用汉字的同时也进行了一定的改造，越南喃字的创造和使用就是很好的证明。从汉字传播学的角度分析，明清越南盛行的俗体“扒”有以下两种可能：
1.俗字“扒”在明清时代的中国也十分流行，只是我们暂时还没发现例证，越南汉文俗字“扒”字是学习我国明清俗字的结果。
2.越南汉文俗字“扒”是主要流行于越南的汉语俗字。我国明清也出现了讹俗字“扒”，但是并没有找到俗字“扒”的用例。这种用字上的耦合也许是汉字内在规律起作用的结果。
五、结语
越南汉文材料的发掘，不仅为俗字研究提供了新鲜“血液”，也为其打开了新的视野。
在汉字文化圈内，越南受中国汉字的影响最为深刻，在拉丁化的拼音文字使用以前，越南长期把汉字作为官方通用字体，只有短命的胡朝和西山王朝除外。这两个王朝试图把自制的“喃字”推为官方文字，可惜都以失败告终。本人试图从汉字传播学的角度，把越南汉写卷中的俗字分为三类：
1.源于中国的俗字却在同期靠后的越南汉喃文献中广泛流传，我们把这类俗字定义为中越通用俗字，上文中的“”和“”就属此类俗字。
2.中国历代字书未收录且善本古籍中只能找到个别用例的俗字却在越南汉喃文献中广泛流传，我们把这类俗字称之为中佚越存俗字。[5]
3.越南汉喃文学作品中出现的俗字却在中国找不到根源，我们把这类字俗字称之为主要流行于越南的俗字，例如上文中的“”。
就这三类字而言，中越通用俗字数量最多，且生命力最强，这类俗字对汉字的发展和改革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中佚越存俗字的发掘能够加速俗字库的建设，推动汉字文化圈文字研究的进程；主要流行于越南的俗字数量不是很多，却最能带表越南在汉字使用上的特色，也是越南俗字研究的发力点。
随着我国俗字研究的近一步推进，只要在本土找到主要流行于越南的俗字的用例，那么它就会上升为中佚越存俗字，因此主要流行于越南的俗字的数量呈逐渐缩减的态势。而本土相同用例的不断增加，使它又进一步上升为中越通用俗字。所以，主要流行于越南的俗字和中佚越存俗字始终处于此消彼长的动态发展过程。
注释：
①《稼轩长短句》末尾镌“元大德三年广信书院刻本”。
②本文所有的碑刻资料均取自《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蔵石刻拓本资料》。
③《二刻拍案惊奇》，天一出版社选取明代尚友堂刻本进行影印。
④秦攻击，文物出版社，1987年出版。
⑤秦公、刘大新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5年出版。
⑥黄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出版。
⑦汉语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纂，四川辞书出版社等，2010年出版。
⑧冷玉龙、韦一心等编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4出版。
⑨《安南一统志》一书由越南文学家吴氏三兄弟（吴时志、吴时悠、吴时任）于18史记末19世纪出编纂，描写后黎朝的灭亡到西山王朝的崛起的历史演义小说。今存抄本8种，本文选取越南国家图书馆编号为R.1909的抄本。
【参考文献】
[1]刘复，李家瑞.宋元以来俗字谱[M].北京：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30.
[2]李荣.文字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2-14.
[3]陈荆和.校合本大越史记全书[M].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附属东洋学文献センター刊行委员会，1985：1213-
1221.
[4]刘康平.越南汉文写卷俗字研究——以《安南一统志》、《山圣古迹》、《黎朝史记》、《史南志异》为中心[D].四川：西南交通大学，2011：44-45.
[5]何华珍.俗字在日本的传播研究[J].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6）：48-53.
责任编辑：张丽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财经大学2013年度研究生校级科研项目“越南汉籍《大越史记全书》俗字研究”（2013YJS076）。
贾盖东（1987-），男，山西临汾人，浙江财经大学汉语言文字学专业2012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语俗字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