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颖
摘要：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延安精神是一个时代的象征。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汲取世界文明优秀成果而形成的极为重要的精神产品，对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起到了巨大的历史作用。本篇文章所研究的延安精神就是（1935年至1948）这一段时期。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可见研究延安精神，是对中国革命精神的继承和发展。延安精神有其深刻内涵和科学道理，它符合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哲学道理，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结合。
关键词：延安精神 基本特征
中图分类号：D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7）10-0039-01
一、什么是延安精神
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优良传统和精神食粮。延安精神是中国革命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汇流，正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文化”。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中指出：“必须继承发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而又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立足本国而又充分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延安精神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是民族精神的升华。
邓小平同志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一文中指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我们在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导下，从分析实际情况出发，发扬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搞社会主义建设，同样要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大大发扬这些精神……我们一定要宣传，恢复和发扬延安精神。”也正如邓小平所说，这些革命的传统精神，就是延安精神。①彭真同志指出：“延安精神是近代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浴血奋战的经验教训总结，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同三大敌人斗争和胜利的总结……是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根本消灭剥削制度，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的伟大旗帜。”②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创造出来并身体力行的结晶，从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标志着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到来，延安精神也在这一时代大背景下孕育而生，是在这一时代条件下产生的具有本质意义的精神。延安精神并不能从一个定义来阐述她，她本身所涵盖的是我们党几代人奋斗而来的精神与品质，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来不断的指引我们建设社会主义。
二、延安精神的基本特征
延安精神在时代的指引下不断地发展和延伸，她是大时代的产物，中国革命的化身。她的产生和形成是逐步演化而来的，探究其基本特征也是从延安时期的大背景下出发。
1.延安精神吸收了现代文明精华具有时代性和开放性
延安的地理环境四面环山，位于黄土高原的腹地。新中国是从这里诞生的，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一批杰出人物在这里扭转乾坤，以其开阔的胸襟，充分吸收可能吸收的现代文明的精华。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同中国社会实际的结合，使中国共产党人获得了认识世界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文化，是现代文明的精华。在延安时期，我们党成功地把马克思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所以说延安精神是具有时代性的。延安精神所教育的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精神境界不仅走到了中国社会文明的前列，而且跨入了世界现代文明的前沿，形成了改造中国社会的巨大力量。延安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产物，她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文明，正因为如此，延安精神才会成为具有时代性和开放性的鼓舞我们现在青年继续发扬的精神动力。
2.延安精神闪耀着青春的光和热具有实践性和大众性
美国的记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漫记》一书中说道：这种“共产主义”意味着什么？这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争取联盟，来建立一种“比较富裕的生活”。他们有了思想武器，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群众斗争长达十年之久。当时青年在延安精神中形成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这是中国革命青年们创造的。延安精神不仅仅属于历史，而且属于现在，也属于未来。
延安精神来源于中国革命的实践，她不是凭空而来的，是中国老一辈革命人通过历史的历练形成的优秀品质，她是完全属于人民自己的，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武器能否成为一种力量，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让人民大众掌握它，延安精神来源于大众，最终还要回到大众中去，她是具有中国作风的一种鼓舞人民的精神，她是民族的，也是大众的。
三、结语
延安精神博大精深，她的核心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从自力更生而言，毛泽东同志曾解释过，自力更生就是自己把握自己，自己决定自己，自己解放自己。所以，民族的自立自强就是要靠民族自己的力量去创造。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国际资产阶级的反动势力把希望寄托在我们第三代，第四代的人身上，希望我们放弃社会主义事业。所以我们现今所要做的就是，不断继承和发扬老前辈的革命精神，成为延安精神的继承者，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延安精神是一块永不动摇的基石，激励我们不断前进。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982：327.
[2]《求是》杂志1990年第十八期.
责任编辑：杨国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