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
自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连续3年下行，今年1月，PMI指数仍在下行，很多人都在问，下行到何时是“底”呢？
为保持经济增长，货币政策不可谓不宽松，自2011年以来，货币供给量增长了46.9%，是同期GDP增长率的1.75倍，今年1月，货币增长率仍高达13.2%，贷款增长率更高达14.3%，但仍不能扭转经济下行趋势。有些学者说经济持续下行是进入了“中速增长时代”，到7%左右就会稳住了，还有些学者开始怀疑宏观需求政策对中国经济的效用，乃至提出了“新供给学派”理论。但我认为，分析中国经济持续下行的原因，还是应从当代中国市场经济的性质入手，才会有正确的结论。
一、市场经济的三种基本形态
很多人可能会很自然地认为，既然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通过30年改革开放所形成的市场经济，虽然有不完善的地方，但还会是现代市场经济，如果是这样，这个认识就有问题了。
在我看来，建立在大机器生产之上的世界市场经济有过三种形态：
第一种形态是自工业革命以来到二战前的市场经济，在这种市场经济形态中，资本与劳动极端对立，储蓄和投资被放到最大，居民收入与消费则被压缩到最小程度。由于生产极度扩张而消费严重不足，就会不断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用危机的形式消灭产能，以强制方式取得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平衡。由于危机每隔4、5年就会重来一次，而每次爆发危机都会使经济增长倒退，最典型的就是1929—1933年大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都出现了40%左右的负增长，一般程度的经济危机，也会导致10%左右的负增长，所以如果从长时期的年平均值看，经济增长率就会很低，从19世纪初到二战前的100多年中，主要国家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普遍在3%以下，有关研究证明，1920—1950年之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增长率为2.4%。这并不是说二战前的资本主义经济就没有高速度，而是因为危机频繁爆发，导致经济增长总是进三步就退两步，平均看就没有高速度了。
在传统市场经济中，资本与劳动的极端对立形态，不仅对社会再生产过程形成周期性的破坏，还因为对劳动者的极度剥削导致了严重的阶级对抗，以至于爆发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二战后东方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生产过剩矛盾与社会主义革命，迫使传统的市场经济必须进行重大改良，以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相适应，凯恩斯主义由此而走上历史舞台。凯恩斯主义对传统市场经济所进行的重大改良，主要是体现在极大地提升了国家在社会分配中的地位与作用，由国家凭借财政工具把高收入人口的高储蓄转化成低收入人口的消费，所以从本质上说，国家财政开始变成了把储蓄转换成消费的机制。另一方面，企业和职工也拿钱出来建立社保基金，形成了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协力建设社保体系的格局。由此而改变了在传统市场经济中储蓄过度大于消费的不平衡关系，这就是我所说的市场经济的第二种形态。
在市场经济的第二种形态中，国家从以前“守夜人”的角色变成了社会再分配过程中的主导角色，在二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未超过10%，但是战后普遍上升到接近一半。在财政支出中，社会福利支出也普遍在一半左右，在欧洲一些国家甚至超过了60%，如果再加上其他社会公共开支，消费性政府支出比重就超过了90%，而经济建设类支出普遍在5%左右。同时，由国家、企业和个人共同建立的社保体系的支出总额，也占到了战后发达国家GDP的40%左右。
由于这种社会改良，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显著缓和，生产过剩矛盾也显著缓和了，虽然还有爆发过剩危机，但衰退的程度显著变浅，并且在很多次危机中都没有出现负增长，所以有学者认为，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只有衰退而没有危机了。有关研究显示，1950—1975年这25年，主要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年均为5.5%，比1920—1950年之间的增长率高出一倍有余。这说明，只有在储蓄与消费比例合理的时候，才会有最高的增长速度和最好的企业效益，以及稳定的社会阶级关系，而对传统市场经济的“凯恩斯改造”之所以会被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接受，特别是被财富阶层普遍接受，也是因为这种社会改良带来了更高的速度和更好的效益，却没有改变产权关系。
冷战结束以后，东方国家回归市场经济体系，东方国家特别是中国，虽然也早已建立了大机器生产体系，但长期实行计划经济，对生产要素价格严格管制，所以工资和土地等生产要素都远较发达国家为低，由此形成了制造业的竞争优势，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在丧失竞争优势后，被迫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与此同时，产业资本转向金融领域，走上了虚拟经济主导发展的道路，这就是新全球化的由来。在新全球化过程中，发达国家制造业的比重不断降低，越来越依靠用金融商品与发展中国家交换实物商品，冷战结束时的1991年，美国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还高达28%，但是到2012年已仅剩11%。2007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高达9200亿美元，相当于国内全部工业品消费的45%，也相当于全球近90%的净储蓄。这说明，美国的虚拟资本主义或金融资本主义，也是一种把储蓄转换成消费的机制，并且是把其他国家的净储蓄转换成本国消费的机制。从另一方面看，这是一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把储蓄转换成消费的市场机制，这就是市场经济的第三种形态。
矛盾在发展过程中总是不断地走向自己的反面。传统市场经济由于过度放大储蓄而产生了严重生产过剩，迫使政府站出来充当平均社会财富的角色，但是当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后，市场机制也加入到把储蓄转换成消费的过程中来，就是用资产泡沫所形成的所谓“财富效应”使社会财富虚增，以此来减少储蓄，增加消费。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到这个时代，危机的爆发也具有了新的形式，就是从以往实物产品的过剩危机转变成金融产品的过剩危机，危机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实物资本时代的危机至多熬两年就能过去，但是从次债危机爆发到目前已经历了7年，还是没有过去，从日本资产泡沫危机的历史经验看，从上世纪90年代初到目前已经25年了，更是没有过去。美国直到2013年11月，工业生产才刚刚超过次债危机爆发前的水平，日本更惨，按现价日元计算，日本2013年GDP比1993年还低0.5%，20年来不仅没有增长，反而有所倒退，这说明在经济虚拟化之后所形成的金融危机，比传统的实物产品生产过剩危机对经济增长的损害更厉害。
以上就是我所认识的市场经济的三种形态，在这三种形态中，资本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储蓄、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也发生了变化，从而引起了现代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一系列变化，例如，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从生产过剩转向生产不足；从生产过剩危机转变成金融危机；从宽松的货币、财政政策必然会导致高就业、高通胀，转变成货币与财政政策极度宽松却伴随着高失业率和通货紧缩。但是资本的逐利性质没有变，变化了的只是资本的逐利方式。
二、中国是什么市场经济？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看到中国目前正在面临着严重的生产过剩，这已经回答了问题的一半。
再来看分配关系。先来看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个差距的程度一半可以用基尼系数来衡量，基尼系数越高收入差距越大。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3年数据，中国当年的基尼系数为0.47，这个数据在世界范围看是很高的水平，从国家统计局出版的国际统计年鉴看，在表列42个世界主要国家中，只有墨西哥是0.48，中国排第二。国内有民间研究认为，中国的实际基尼系数可能已高达0.5—0.6。
接下来看政府的再分配情况。前面已经说过，战后发达市场国家通过财政的再分配，把当年社会总产出的四成左右转变成了消费，对比之下，中国2013年财政收入比重为22.7%，在财政支出中社保支出仅占10.3%，而按社科院的有关研究，在中国的财政支出中，经济建设类支出要占到一半。也就是说，在今天中国的市场经济中，政府通过财政工具只把11%的社会总产出转变成了消费，另外11%却转变成了储蓄和投资。这种“对半拆分”的财政分配效果，从结果看对储蓄和消费的比例未产生任何影响，所以在分配关系上，国家成了“守夜人”。
不仅如此，政府一旦要对付市场萧条，就会推出大型投资计划，1998年是如此，2008年还是如此。2007年国有投资比重已经从2000年的50%以上降到30%以下，但“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又使国有投资比重在2010年的新增投资中占到60%以上，成为导致目前生产过剩更加严重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存在着极其严重的城乡差距，城市化程度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所以虽说社保体系已基本上做到了对城乡居民的“全覆盖”，但城乡之间的社保水平却高低悬殊，有研究证实，城乡社保差距高达40倍以上，比城乡居民3倍以上的收入差距要大得多。由于占中国人口2/3的8亿农民社保水平极其低下，因此就显著压低了社保总支出占GDP的水平。2013年，中国财政支出中的社保支出为1.4万亿元，全国社保基金支出总规模2.8万亿元，二者合计占当年GDP不足7.5%，大大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水平，所以城市化滞后所带来的城乡社保水平差距，也是造成中国消费不足的重要原因。
由于在当前的中国，财政的主要职能不是扩大消费的机制，所以社会财富初次分配中的不合理情况，就较少能够通过国家财政的再分配来矫正，表2是中国与主要发达市场经济体在经过国家调整分配收入后基尼系数的情况。
正如表2显示，中国目前经政府调整后的基尼系数，仍超过十几年前发达国家调整前的平均水平，因此储蓄超过消费的程度，也必然是市场经济历史中空前的水平，这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出来。
第一是资本形成对GDP的比率，中国改革开放之初的1979年为36.1%，2000年略降到35.3%，2012年则猛增到48.1%。而1950—1959年期间是西方国家战后复苏的年代，根据美国著名学者西蒙·库兹涅茨的统计，在这个时期主要西方国家的资本形成率分别为，美国18.4%；英国16.2%；德国26.8%；日本30.2%，可见中国储蓄超过消费的程度，要比战后经过改良的市场经济严重得多。
第二是生产过剩所导致的设备利用率下降程度。根据前苏联学者别尔丘克的统计，在1950—1975年的历次经济衰退中，美国工业设备利用率最低为75%，最高为84%，西德最低为80%，最高为89%，日本最低为73%，最高为91%。而中国近年来的企业设备利用率情况见表3。
西方国家一般认为，如果设备利用率低于80%，就是进入到了经济衰退，如果低于75%就是进入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根据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对5000个企业的抽样调查，中国企业目前已低到接近70%。在他们所调查的19个主要企业分类中，食品、饮料行业为64%，化工和钢铁行业为67%，而高于75%的只有纺织、医药、计算机和通信等电子产品制造和仪器仪表这4个行业，但这4个行业中也竟然没有一个设备利用率高于80%。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生产过剩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
言至于此已经不难做出判断，中国现阶段市场经济的性质，还处在第一种市场经济形态向第二种市场经济形态过渡的初期，虽然从生产力发展程度看，中国已经属于中等发展水平，已比二战前许多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水平都高，但就生产关系和分配制度看，还仍然停留在市场经济的初期阶段。这就更强烈地要求中国要尽快变革生产关系，以适应中国生产力的发展。
有人会说，既然中国属于传统市场经济形态，为什么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能保持长期高增长，而没有发生过生产过剩危机？我认为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改革是渐进式的，而真正对分配关系产生影响的改革是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发生的，因此从新世纪初以来，消费率才出现了显著下降。
第二个原因是新全球化改变了中国外部的经济增长环境。随着世界资本主义的主体国家在新世纪初相继进入到虚拟资本主义时代，在中国外部就形成了持续扩张的需求增长，因此虽然中国开始出现过剩产品，但是能很快被国外需求所吸纳，而资本的特性是逐利，市场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只要有销路产业资本就会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只是把国内的过剩产品转变成了庞大的外汇储备。而这个新全球化奔腾发展的时期，正好与中国实施产权转变，开始形成明显生产过剩的时期相衔接。
但是2007年美国次债危机爆发，新全球化过程因此而中断，中国的外部需求随之显著收缩。2013年，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从2007年的高峰9200亿美元收缩到4700亿美元，掉了一半，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也从2007年的14.2%下降到去年的7.7%，也是掉了一半，同时生产过剩日趋严重，这不是巧合，而是在外需收缩后靠内需能够撑住的增长率速度。如果国内生产过剩程度继续加剧，或是外需继续萎缩，过剩就有可能转变成危机。
三、危机是增长的断崖，中国经济有从滑落转坠落的危险
如果持续衰退是“滑落”，危机就是滑到崖边后的坠落，因为前面的分析已经说明，在传统市场经济中，生产过剩危机的爆发，一般都要把增长率拉到“零”以下。中国既然还没脱离传统市场经济，那就既可能爆发生产过剩危机，又可能会在危机中出现“负增长”，因此中国目前的经济减速，不是进入了“中速增长期”，而是在向增长的“断崖”边滑落。
如果爆发危机，则在此之前一定会出现产能突然加速，或是需求突然萎缩，而这两种情况目前都有前兆。
首先看产能，这可以用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来代表。2003—2007年产能增长率是22.1%，2008—2010年是24.3%，2011—2013年则是26.3%，即近三年是产能增长最快的时期。还值得关注的是，代表未来投资需求增长率的“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增长率，2012年还高达28.6%，去年就猛跌到只有14.2%，但代表产能增长的新增固定资产增长率仍高达22.5%，说明产能增长超过了投资需求增长8个百分点，而2008—2010年是投资需求超过产能增长6个百分点。这种产能突然超过投资增长的变化，就是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兆。
其次看外需，如果有外部危机导致外需突然萎缩，也会引发国内的生产过剩危机，而新的国际金融危机正在酝酿，并很可能在明年爆发。
从国际看，以美国和日本为代表的超级量宽政策，正在形成新的世界范围内的资产泡沫，但其实体经济复苏乏力，因此又在走回次债危机爆发前依靠虚拟经济繁荣的老路，所以正在酝酿着下一场新世界金融危机。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元指数持续走低，去年11月美国资本外流达300多亿美元，12月更加剧到超过1100亿美元。乌克兰事件爆发后，国际资本不像以往一样用美元资产避险，而是用日元和黄金避险，说明美国的金融市场已经进入了高危状态，随时可能爆发新危机。我的估计是，这场新危机至迟会在明年下半年爆发，也不排除在今年爆发，而若新的金融危机再度来临，中国的外部需求就会再度发生显著萎缩，出口需求就可能突然萎缩，会成为引爆中国生产过剩危机的重要原因。
第三看短期指标，经济增长已有突然收缩动态。
今年一月份的货币M1增长率猛然收缩到只有1.3%这个历史最低水平，M1是交易中的货币，M1的收缩说明货币正在大规模退出交易过程，这只会发生在企业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大幅度收缩的时候。虽然今年以来M2的增速并不低，但M1才是交易中的货币，如果M2高速增长M1却显著萎缩，只能说明货币再宽松也已经对刺激经济增长无效了。另一个指标是出口，今年前两个月出口负增长1.6%，其中2月当月负增长18.1%，这其中虽有去年同期出口虚高的影响，但自去年8月以来，PMI指数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已连降7个月，说明当前出口的萎缩并不仅仅是受去年基数影响。
还需要注意，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工业增长率显著高于经济增长率，1990年以后的23年里，工业增长率低于经济增长率的年份只有两个，一个是2009年，另一个就是2013年。2009年是因为次债危机波及到中国，那去年是什么原因呢？只能说中国经济中的内生增长动力开始收缩了。那这种内生性收缩，会否使中国经济增长从滑落转向坠落呢？
所以，我认为中国目前已处在爆发生产过剩危机的前夜，今年可能还不是爆发危机的时候，但经济增长会继续减速到7%上下，下半年很有可能下行“破7”。明年则既有可能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也有可能爆发国内生产过剩危机。
还需要警惕的是，国内的金融危机有可能先于生产过剩危机爆发。在传统市场经济形态中，都是在经济危机爆发后由于企业资金周转不灵，才引出大量坏账和金融危机。但是在二战以前，甚至直到上世纪70年代以前，根本就没有套利、期指期权交易这些衍生金融工具，甚至连概念都没有。但是中国的市场化是发生在世界资本主义主体迈入虚拟资本主义的时代，就不可能不受到这些概念和工具的影响，甚至被当做金融市场的改革方向引入。
此外，美国爆发次债危机的重要原因，就是在实体经济丧失竞争力后资本仍要牟利，当局就放松金融管制，鼓励金融创新，所以使虚拟经济发展过头，最终走向债务链条的崩溃。
反观今天的中国，同样存在因生产过剩而迫使产业资本外流到虚拟经济领域牟利的格局。由于需要推动金融改革，各种机构在改革的名义下打着金融创新旗号疯狂圈钱，以至于发展出超过4万种理财产品，影子银行的规模也从2007年前的6万亿元猛增到2012年的30万亿元。
但是实体经济利润增长停滞，已经撑不住虚拟经济这样疯狂的发展，2007年以后，在各产业中真正能保持住利润10%以上增长率的，只有房地产这一个产业，而就是这一个产业，把国内产业资本、央行超发的货币乃至国际上的“热钱”，都引到房地产融资这一个资产池中来，有分析说影子银行的融资中，至少有七成是围绕房地产发生的。但先是前些年内地房价下跌，去年下半年以来沿海一线城市的楼市交易量也开始显著萎缩，看来房地产这个资产泡沫也撑不住要破了，就可能会引起金融危机先于产业危机而爆发，其中的机制与过程，与美国次债危机的形成与爆发过程，是极为一致的。
四、中国能避免危机吗？
我说中国能避免危机，但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首先，中国的过剩是物质产品生产能力的过剩，不像美国那样是金融商品过剩，实物产品短缺。美国爆发金融危机的结果是那些金融商品没销路，不能再和发展中国家交换成物质产品，危机爆发后真会没吃没喝。但中国不同，即使爆发危机也不会因短了吃喝而要了命。而70%的设备利用率本身就说明，如果把利用率提升到90%这个正常水平，即使不用投资，生产仍然能增长20%。所以只要通过调整与改革开拓出内需通道，中国经济就会重新焕发出增长生机。
第二，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空间，因此过剩只是相对的，是因为分配不合理，如果能够通过改革调整好储蓄、投资与消费的平衡关系，就能继续保持高增长。比如，虽然到去年中国钢铁产能达到10亿吨，是中国过剩最严重的部门，但是人均钢产量仍只有600公斤，而发达国家是平均1吨，中国未来20年人口可能还要增加1亿，钢铁产能再增加5亿吨都不够，所以过剩永远是相对的，是分配不好造成的。解决好了分配关系，过剩自然会消失。金融风险，包括地方债的风险，也是因为实体经济增长受到阻滞而产生的，实体经济一旦有了出口，金融风险自然会化解。
第三，中国分配矛盾的特殊性不仅在于体制，更重要的是因为城乡结构不合理，而城市化严重滞后是过去的发展政策不合理，这虽然是个严重问题，但也为今后的发展留出了巨大空间，即解决分配矛盾不仅靠体制改革，还得靠投资，因为没有投资农民就进不了城，就没地方住、没地方就业、没地方看病，子女也没地方读书，所以城市化过程就必然会带来城市建设的巨大投入。我们以前进行的救市投资，只关注了用投资扩充当前需求，拉动当前增长，却不管这些投资项目投产后产品到何处去。但若明确了城市化这个扩大内需的主要方向，再进行投资就不用顾虑投资后产能没地方发挥，因为投资是为城市化服务的，是与未来增加消费紧密衔接的，再多也不嫌多。
但是，没有正确的认识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行动，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把大规模城市化和以重构财政体系为目标，调整收入分配差距？在这个认识上如果不能统一，就只能浪费掉宝贵的调整和改革时间，坐等危机的来临。
不破不立，要统一认识，以下三个模糊不清的概念就必须纠正：
其一，认为只要充分发挥了市场作用，生产过剩矛盾就可以由市场自然解决，办法就是继续以推进市场化为主要改革取向，继续向市场和企业放权。
中国自1979年以来30多年的改革，一直是在沿着向市场和企业放权的方向推进的，当然到目前还有很多市场化不足的领域，但从总体看已经进入了全面市场化阶段，基本标志就是已经出现了严重生产过剩，而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则是短缺。这说明，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从政府与市场和企业的矛盾转变成企业与居民和居民之间在收入分配方面的矛盾，而这个问题是不能靠市场解决的。比如企业继续搞活，产出增长利润也增加，但老板会把钱拿出来给工人涨工资吗？显然不会。另外，政府不给农民工提供住房和社保，而仅仅给一个城市户口，企业就会自动给农民工盖房和买保险吗？显然也不会，所以就必须由政府来改革分配体制，建立与完善社保体系，以及大力推进城市化。
其二，认为凯恩斯主义仅仅是短期总量调节理论，因此把解决分配矛盾放到次要地位。
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生产过剩，而凯恩斯说是“需求不足”，这都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征的描述。凯恩斯理论的重要继承人之一、英国“新剑桥学派”的代表人物琼·罗宾逊夫人的分析，就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她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中，工资与利润是对立的，而这种对立来自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占有制，并导致了储蓄与消费的失衡。这种“市场失灵”不可能由市场本身来纠正，而必须由政府插手分配来纠正。
社会总量平衡的长期特征，95%以上是由一个社会的制度安排所决定的，其他不足5%的部分才会随短期宏观政策安排而波动。从中国自己看，2009—2010年之间对市场的强烈宏观刺激，也只是使一度下降到7%以下的经济增长率又回复到9%以上，但是当宏观刺激政策退出，增长率就又掉到8%以下。这说明在今天的中国，不是宏观需求政策不管用，而是制度安排所形成的储蓄过剩，不可能被短期的需求政策所改变，今年初以来M2的高增长率与M1的极低增长率并存，就说明了如果生产过剩迫使经济进入下行通道，不触动制度安排只提供宽松的货币，是不能让中国经济增长走出低谷的。有人说经济中的短期问题都是总量与需求问题，长期问题都是供给和结构问题，这恐怕有些绝对了，因为总量平衡关系首先取决于制度安排，而制度安排是长期问题。只有在制度安排合理的时候发生了不好的长期增长趋势，才应该怀疑是供给结构出了问题。
其三，认为中国的消费并不低，调整分配与增加消费，包括让大批农民进城，都会损害经济增长。
认为消费并不低的依据是，2008年以来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按现价计算年增长率已高达16.8%，比同期的现价GDP增长率还高。但储蓄和投资是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鼓励消费就是消耗掉增长的后劲。
消费高和低，主要是看比例。新千年以来中国居民消费率不断降低是个不争的事实，如果看增速则是个说不清的事。比如，“九五”到“十五”这十年，投资、消费加人民币出口值，与现价GDP总值差不多，但到“十一五”期间却大出27.4%，去年更大出44.5%。按理说投资、消费加出口是从需求端统计的GDP，应该和从生产端统计出的GDP数据差不多，虽然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人民币出口值，与支出法统计中的口径有差距，但为什么以前差不多，现在却差了这么多？只能说统计口径和范围可能发生了变化，因此仅仅用消费增长高于GDP来说明中国居民消费并不低，已经不行了，还是要看消费相对于投资的增长，或者是消费率的变化，才能更接近事实。要是这么看，2008年以来投资的增长率是25%，比消费增长率年均高出8个百分点，消费在收入分配中的比率怎么能不降呢？
前面已经说过，不是投资和消费那个占比高就好，而是要保持恰当的比例，才会有最好的速度与效益。目前的矛盾是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导致严重生产过剩，所以必须通过推进城市化和调整分配关系来开启内需。
最后要说的是，如果不能至迟在今年下半年推出庞大的城市化投资计划，宝贵的调整机遇就可能丧失了，当经济增长真的掉下断崖，恐怕推什么都为时已晚了，所以必须尽快统一认识，行动起来。至于对分配体制的调整，则可以放到经济增长开始反弹之后，再来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