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秀丽
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必须认清并把握21世纪第二个10年我国面临不同的战略机遇：经济全球化“双动力”、“双体系”运行、亚太区域合作“双框架”竞争，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需要中国的制造优势和市场优势，使中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规律成为世界关注的中心课题。书写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规律，着力加强制度建设，是将战略机遇转化为国际竞争优势的核心任务。
一、战略机遇可能带给我们什么
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和美国需要中国分担全球责任，将全球化带进了升级版。这给中国分享世界财富和权力，进而参与制定全球规则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性机遇。
（一）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为我国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加快结构升级提供机遇
1、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势头难以改变
长期以来，发达国家成为推动全球化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金融危机后，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明显高于发达经济体，群体性崛起呈加速上升态势，复苏进程中的双速增长使实力对比和国际经济格局发生显著变化。从经济总量看，2000—2011年，代表发达国家的七国集团（G7）在全球的比重从66%下降到48%，而24个新兴经济体（E24）的占比则从16%上升至29%。从贸易和投资额看，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日益提升，G7占全球进口的比重从近50%降至37%，同期E24占比从16%提高到28%；2011年，发展中国家占全球制成品出口的比重已升至40.4%；2012年全球跨境投资降至1.3万亿美元，但发展中国家吸收的FDI达6800亿美元，首次超过发达国家，且在全球对外投资和跨国并购中的份额分别达23%和37%的历史新高。
近年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通过对外贸易和吸收投资，逐步融入国际生产体系和全球分工，激发了经济活力。从经济增量看，2008—2011 年全球经济总量增长的近90%来自发展中国家。在未来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价值链分工不断深化过程中，新兴经济体增长潜力及其对全球资源、技术、海外市场和跨境投资的需求巨大，将成为推动全球化的重要推动力量。而且，随着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中产阶层的大量出现，将成为未来消费增长的新亮点，为全球化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和市场机遇。
新兴国家市场壮大，为中国发展提供了重要外部条件。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按市场汇率计算，“金砖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已达11.3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从2000年的8.4%增至2010年的18%，预计到2020年将升至50%。世界经济版图将呈现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平分秋色的格局。
2、亚非拉的发展中国家的初期工业化增长和乡村社会重建需要中国提供经验和适用技术
与20多年前亚非拉国家发展需求不同，目前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急需重塑发展理念、工业化经验和农村村社构建等，主要体现在对基础设施、电站和乡村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需求。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普遍薄弱，对基础设施投资有强劲的资金与技术需求，而欧美等发达国家也面临基础设施更新换代，这为中国企业进入全球基础设施领域，特别是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市场，提供了良好机遇。中国可为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工业化初期增长和乡村社会重建发展的经验和适用技术，而这些是西方国家目前所不具备的。
3、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不断发展进一步拉动了中国经济增长
中国与亚非拉国家的发展有很多内在一致性，这种内在一致性决定了中国和亚非拉国家的发展是互补和相互拉动的。也就是说，中国在推动亚非拉国家发展过程中也可以同时实现自身的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不仅为欧美发达国家提供产品，也在为亚非拉提供着中国制造。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受中国因素拉动，贸易条件大为改善，并开始推进城市化与工业化进程。相应地，这为中国提供了资源与市场，助力中国经济转型发展。
（二）全球化“双动力”、“双体系”运行，为我国加快转型升级、低成本创新、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提供机遇
当全球化出现以美国为主的发达体系和以中国为主的发展体系并行运行后，由中国“链接”的以价值链融合为特征的全球化，日益凸显了中国的地位和枢纽作用。
一方面，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形成以产业分工、贸易、投资、资本间接流动为载体的循环体系；另一方面，又与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形成以贸易、直接投资为载体的循环体系。这两个循环是开放的、立体的、多孔的。通过中国这一枢纽将两循环连接在一起。世界经济双循环体系下的双引擎机制，能够起到一个引擎失效时另一个引擎仍可以正常运转，即当以美国为引擎的循环发生“故障”，而另一个以中国为引擎的循环还可以正常“运转”。这就是近年发端于美国的金融危机引起西方发达经济体复苏乏力、经济运行危机四伏时，新兴经济体增长势头依然强劲的原因；即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需要中国巨大的市场和强大的生产制造能力，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短期内达不到西方发达国家高新技术投资的需求，而中国成熟的工业体系很适合亚非拉等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再工业化。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成为链接这两个循环体的主要形式：一方面，部分低端加工制造业外迁以降低成本；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并购方式迅速掌握先进技术、品牌和市场，实现“弯道超车”，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
1、有利于扩大技术密集产品出口，促进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
从总体看，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萎缩，增长需求大幅下降，但是结构发生变化。不管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对中国有强大需求。发达国家面临再工业化，需要更新基础设施。发展中国家，要快速推进工业化、城镇化，新建基础设施等。这对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形成需求。我国包括发电设备、成套水泥厂、运输设备、高铁等一部分技术密集型产品已经具备了国际竞争力。反映了中国制成品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这是过去二三十年国内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市场培育出来的。不但规模可观，随着国内市场竞争加剧，其技术水平不断提升。所以，尽管全球总的外需确实出现了低速增长，但结构性变化提高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对中国技术密集型产品的旺盛需求。以工程承包为载体的中国制造走出去，促进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
2、有利于企业低成本创新，获取创新资源溢出
传统的全球制造网络是以生产工序国际转移和生产制造外包为主要特征。随着全球创新资源和知识流动的不断加快，围绕特定产业的研发、设计、制造和营销，形成了专业化的“国际知识网络”。全球化升级版，正在推动全球制造网络和国际知识网络的日益融合，这为后发国家在快速变化的产业发展环境中实现追赶提供了新机遇。企业可以采取技术贸易、技术并购等多种方式，充分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快速弥补知识缺口和技术差距，从散点式的技术积累转向集成创新，切入产业技术发展的最新轨道，从而破解产业技术周期不断缩短与企业知识积累耗时的矛盾。全球制造网络结构调整，推动创新与知识的国际空间分布变化，使我国企业有机会获得与其低成本优势互补的外部创新资源，突破跨国公司设定的核心技术壁垒，实现产业核心技术的跃迁。
3、有利于企业低成本海外并购，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
海外并购是企业在短时间内获取先进技术、研发能力、国际品牌、国际销售渠道的重要途径。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企业虽然迅速壮大，但大部分仍处在“微笑曲线”的底端位置，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较低，对国际分工体系缺乏主导性，大多是利用、适应和加入，在国际投资规则制定上也没有发言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各类资产价格与资源价格均出现大幅下跌，国外一些企业以降低投资门槛来吸引资金，这为我国企业以较低成本实现海外并购，向“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提供重要机遇。国家提出走出去战略后，很多中国企业通过海外并购实现了价值链分工地位的跃升。开始从加工组装等国际分工的低价值环节，向研发、营销等高附加价值环节延伸。这对企业提升价值链分工地位、促进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三）亚太区域一体化“双框架”竞争，为中国将经济优势转化为政治外交优势，维护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提供机遇
多边贸易体制受阻以来，区域贸易安排成为全球化的重要特征。各种框架规则标准各异、路径选择不同，给国际区域合作带来不确定性。
在亚太地区已形成两股区域合作浪潮。一是美国强力主导的TPP，二是由东盟力推的RCEP。受TPP影响，中国与东盟既存在深化合作的基础和可能性，也存在重构关系的可能。
东盟作为东亚地区一支重要的政治经济力量，是目前亚太地区各种区域合作机制的主要组成部分。近年来，东盟分别与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成功签订了双边自由贸易协议，一定程度上在东亚区域合作中发挥了“大国平衡”的作用。目前的“10+1”、“10+3”、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等合作机制都是建立在以东盟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基础上，可以说，近年来东盟在自由贸易协议的构建中，始终是重要的“显著遍及角色”，并居于东亚合作的“轮轴”地位。
但是，东盟在东亚地区合作中扮演的“小马拉大车”角色，正在经历领导力弱化、利益链条日趋复杂、自身经济和政治一体化进程乏力等问题，对真正建设和深化东亚区域经济合作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时，东盟长期处于大国政治的挤压下，存在强烈防范心理，对任何可能削弱其东亚区域合作主导地位的举动都保持敏感和警惕。如果TPP通过不断吸纳东亚经济体而扩大，面对美国强大的政治经济治理能力，东盟将很难保住自身在东亚合作中的“轮轴”地位。从这个角度看，一方面，以东盟整体而言，对TPP持谨慎和排斥态度。另一方面，TPP成为APEC贸易自由化主要平台后，将对东盟成员分别选择加入TPP带来变数。在美国主导亚太区域制度性合作进程的前提下，当TPP规则成为普遍规则后，中国等非成员国家，将失去参与制定规则的机会，话语权和影响力将被削弱。在这点上，中国与东盟部分成员国境遇相似。
尽管受TPP影响，中国东盟合作存在变数，甚至不排除重构双边关系的可能，但鉴于中国东盟地缘相邻，文化传统相近，中国具有为该地区提供经济、政治、文化等公共品的实力，预计中国仍有能力影响与东盟合作走向，使TPP与RCEP能够最大程度上相向而行，降低彼此负面影响。通过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逐步提供地区安全等公共品，把控地区合作进程，仍可获得周边和平合作机遇。
二、驾驭规则、输出规则（语言）的能力亟待提升
当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进规律成为世界的中心议题时，我们面临传播理念、提升实力、驾驭现有规则和制定新规则的挑战。
国际社会交往的通用语言：是规则和制度。规则是表象，这些机制和制度背后隐含的是价值取向及利益。当中国逐步以“枢纽”+“核心”进入世界舞台中心时，相应地，我们必须有能力向世界提供两种产品：能为各方逐渐接受的共同价值理念和有能力寻求并实现人类的共同利益。
“命运共同体”是近年来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的新理念。从国际社会的现实环境、各经济体发展水平看，我们主要面临两类困境：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我们的价值理念还不被接受，综合实力也远未达到为传播我们的价值理念保驾护航。我们仍要继续接受既有国际规则，改进和修正空间有限，被动弱势地位显而易见。另一类是与我们经济发展水平相近或较低经济体，我们有机会向外输出中国的价值理念和经济实力。但这些国家与中国的互动趋势在动态变化，一看是否受美国因素影响，二看其如何看待中国和平崛起的区域价值或世界价值。自身制度建设、驾驭规则能力，决定这两类困境左右我们的时间。因此，从根本上讲，未来一个时期，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参与国际规则修改完善？如何书写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规律？
（一）与美国的舆论竞争将会更趋重要、复杂和不确定
我们和美国的矛盾，表面上看是源于实力差别，实际是实力做后盾所体现的中美在规则面前的不平等。这里的规则除大家熟知的国际交往规则外，还包括美国国内的政治体制。这种差别并不针对中国。但常常会因一些行为引发冲突，应高度重视中美在这个层面的潜在矛盾。近期不断曝出的美国监听丑闻，就是美国打着反恐旗号，通过行使美元霸权，支持咨询机构行使民主、言论自由权利，维持其硬实力和软实力的表现。这种由美国国内体制所引发的行为难以改观，而且会以新的形式愈演愈烈。美国一向高度重视智库在政治中的影响力。二战后美国智库数量激增，和美国取得世界霸权地位有很大关系。也和美国一直在享受和消费美元霸权带来的特权有关。
有人说美国智库是美国政治体系中，除了立法、行政、司法之外的所谓“第四种权力”，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大家都说一个国家要有硬实力和软实力，智库基本上就属于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我们在这方面还有距离：认识上和实力上的差距都非常明显。离国际社会期待中国输出智慧相差更远。
（二）中美合作与竞争的动态表现形式将更趋多元多样
中国目前在外部环境上主要受到五个方向的挑战：菲律宾、越南、日本、印度和美国。而美国因素支配着其他四个因素，所以，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一方面受制于美国的战略意图，另一方面则取决于自身。
从黄岩岛事件和钓鱼岛事件看，美国没有充当中国战略机遇期“终结者”的欲望和打算。美国目前对中国只是处于“前沿防范”状态。各种军事动作虽然不断，但总的目的是警告中国不要在亚太动武。美国对亚太的态度是，一方面，中国和周边国家不能“相安无事”，另一方面，不会让亚太地区的冲突无限制地恶化到危及自身利益的地步。
从合作方面看，美国在朝鲜半岛、伊朗核问题、国际反恐、核不扩散、经济合作等方面，相当程度上需要同中国长期合作。但在中国发展与周边或东亚国家关系上表现出担忧和离间。印度、日本、越南、菲律宾等与我国有利益冲突，他们利用美国来平衡中国的崛起就自然成为必要时的外交选择。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冲突，看美国选择什么样的立场和对相关国家实施支持的程度，把控中美利益纷争，影响局面发展态势成为现实挑战。
（三）认识和解决全球新议题还处于探索阶段
全球化导致了国际行为主体多元化，解决全球性问题成为一个由政府、政府间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等共同参与和互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重要性在于强化国际规范和国际机制，以形成一个具有机制约束力和道德规范力的、能够解决全球问题的“全球机制”。目前，国际上各种协调磋商机制非常活跃，推动国际社会朝着更加制度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前进。如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二十国集团，协调各国应对危机，避免了世界经济再次陷入大萧条。
怎样处理全球治理与主权独立的关系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议题。中国提出积极参加多边事务、支持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发挥作用，推动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些既需要理念、经济实力做支撑，也需要不断探索可行方案。中国工商界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中国工商理事会，就是为利用亚太经合组织平台，改善亚太贸易和投资环境，为亚太经合组织未来发展等建言献策的尝试。
（四）书写中国特色的市场、改革、开放的关系及规则并逐步影响世界是我们面临的新挑战
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的作用并不突出。人们关注的焦点在于改革与开放两个维度。但当中国成为全球化的重要动力之一时，世界关注中国的市场经济究竟是什么涵义？也就是必须回答市场、改革、开放的三角关系及其规律。
第一，计划是中国必有的市场经济特色。中国遵循价值与计划对立统一规律，表现为社会主义经济有计划按比例高速发展。实践证明，我国没有违反价值与计划对立统一规律，没有否定商品生产，中国经济获得高速发展。
第二，社会主义是兼顾效率和公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就是价值规律和宏观调控的统一规律。价值规律是“看不见的手”，彰显的是资本逐利属性，宏观调控是看得见的手，更注重财富分配。努力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注意用宏观调控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
第三，13亿人口的富裕和财富分配经验值得与世界分享，规律是什么？
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制度是成功的。通过引进外资，发展对外贸易，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我们已站在可以发挥综合优势的发展新起点。未来，市场在改革开放中的引领作用将更为突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为全球化的后来者：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脱贫致富、经济增长、平等参与国际合作的经验、理念，以构建自由、开放、非歧视的国际营商环境。
三、将战略机遇转化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思路
世界正进入多方逐鹿的太平洋中心时代。取鉴各方，把握机遇，在动态调整与均衡施展中实现兴国大计，未来才能不败于国际竞争。
（一）总体思路
未来10年，中国应着力将有限资源集中在以下方面：一是凝聚国际社会共识，促和平，共发展；二是提高在既有制度中的协调能力以及在新型国际制度中的协同能力；三是培育战略依托，建成若干个战略性要素和资源配置中心；四是形成与国际社会共同价值相配合的知识和观念体系。
在实现自身发展过程中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与发达国家之间争相拓展空间的“垂直竞争”关系，二是与发展水平相当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争相拓展空间的“水平竞争”关系，三是与发展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之间互相帮带且又夹杂摩擦的“关联竞争”关系。
1、周边化是中国发展非常重要的战略依托
将中国利益社会化是减少发展成本的可行办法。与新兴经济体等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推动社会化利益实现的机制，将中国发展的红利向我周边扩散，同区域、地区分享发展成就，将会巩固或强化中国发展的地缘依托。中国提出陆上、海上丝绸之路，互联互通，将中国的资本、技术、人员随互联互通“走出去”，使人民币可以借区域合作战略“走出去”，都是为拓展发展空间，营造有利的和平发展环境的重要举措。处理与邻国纠纷时把握两个原则：一是必须特别强调自身利益的合理性与合法性，避免造成“恃强凌弱”的负面影响；二是在尽可能不主动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对那些企图以美国为靠山有恃无恐侵犯我国家利益的周边国家以适度的、明确的、坚决的回击。
2、中美关系是影响中国发展的最关键因素
中国发展带给美国的挑战和焦虑不可低估。一是美国自身经济复苏面临压力，二是中国发展带给其他国家和现存体现的挑战不可低估，这会间接影响美国利益。中国要减少来自美国的成本和阻力，可以保持双边关系的合作性，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能够做到或者朝这个方向努力，这是能不能把握战略机遇的指标。要实现中国的战略利益，又能保障基本的全球和平势态，还需在坚定巩固“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的同时，增强与其他重要国家以及区域共同体的经济外交战略联合。最近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打造新的“海上丝绸之路”，都是建立并不断加强中国同主要经济体与区域共同体双边战略合作。这有利于平等推进中美双边关系，有利于掌握处理其他双边及多边关系的主动权。
3、主动向世界讲述中国发展的真实故事
为使世界能从多个视角认识中国，我们在传递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成就的同时，更应该向世界传递中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带来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中国都将是发展中大国，全面建成小康的任务十分艰巨。中国只能承担与发展阶段相当的国际责任。当世界清楚真实的中国时，国际社会有可能对中国有一个合理预期，这会带来与世界和平共处的红利，对进一步打造改革开放的升级版，将之前通过商品市场、资源与世界的对接，提升为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思想。这种开放才能进一步把中国的经济实力发展转化成一种构建国际制度的力量，转化成一种道德的力量。
（二）战略重点
1、广为宣传并勇于输出“促和平、共发展”的理念，塑大国形象
一是彰显和谐世界观与全球价值观的一致性，服务长远利益。和谐世界观包括五个维度：政治多极、经济均衡、文化多样、安全互信、环境可续。目前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价值观仍主要服务于不同国家的现实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仍是一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如果各国政治家能真正从全人类长远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短期国内政治需求出发来制定政策，一个更高程度、走向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完全可以建成的。
二是不能低估现存国际政治经济体系的顽固性，先服务好周边邻居。未来的全球化动力仍将以美国路径为主。传统手段和新形式如TPP、TTIP等将并行发挥作用。我们的发展策略有三：从区域看，要观察TPP对东亚格局重构的影响趋势；从领域看，海洋经济是中国未来必然要拓展和强化的发展领域；从依托手段看，目前应积极推动中国东盟“2+7”框架合作，从国际舆论、安全合作、经济让利角度，全方位夯实中国与东盟的战略伙伴关系。
三是建立新型大国关系，多平台营造有利的和平发展环境。未来，解决中国和平发展问题，需要政治、经济、法律、军事等综合方式。首先，一是促成中美达成战略共识，化解周边环境风险。未来中美需要和平合作，解决该地区包括领土争议在内的所有问题、避免出现军事对抗。其次，承担更多国际责任，延长和平发展期。与相关争端国家加强沟通，加快建设一支拥有全球投送能力的海军力量势在必行。最后，巩固中欧双边关系，提升对欧支持力度。
2、积极研究探索全球化发展新模式，改善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经贸关系
未来的全球化需要参与方广泛受益，避免只有跨国公司及强权国家谋取更大利益。这就需要探索一种使全球化成果能为更多国家及人民分享的新型全球化模式。避免对全球化的监管缺位、加强主权国家间的协调，将精力集中在探索将尊重主权制度与有效治理全球性问题相结合的制度设计上。新兴国家历史上第一次有机会通过参与全球化，来塑造并推动有序和普惠的全球化进程。由于新兴国家的崛起和经济重心的转移，全球生产和分工体系的中心与外围关系也在出现或渐进或跳跃的置换。这恰恰是中国重塑与世界各国经济关系，避免传统贸易摩擦，建立新型经贸合作关系的空间和契机。
3、积极构建以“中国为核”的国际生产网络，当好亚非拉经济增长的动力源
目前，应当借助与亚非拉国家（或地区）构建第二经济循环体为契机，夯实中国的经济动力源地位，以经济影响力增加在这些地区的政治影响。同时，要加大中国在东亚地区的政治经济影响力。核心在于紧紧抓住中国东盟的深度合作：从经济上看，积极打造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版，加强区域内基础设施、制度建设的互联互通，提升经济与政治、社会的联动效应。作为一个迅猛成长的进口大国，作为全世界越来越多企业家的必争之地，我们需要考虑如何适当运用这种日渐增强的进口权力，为我们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包括规则制定。
4、以APEC、WTO为平台推动完善多边贸易投资体制，承担与自身能力匹配的国际责任
WTO仍是推动贸易自由化的国际舞台。但WTO的一票否决机制、忽视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最不发达国家利益的弊端必须得到修正。积极利用APEC平台，推动茂物目标早日实现。从议题上看，APEC应当进一步推动地区一体化、促进货物、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动，其经济技术合作转向发展合作，注重虚实结合。认识中国所处阶段及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变化的节奏，事关中国在全球化的“双循环体系”中获益多少。抓住当前国际有利时机加快发展自己，更加注重整合与发展中的亚非拉国家的国际生产网络，积极承担与自身实力相匹配的国际责任，增强影响力。
5、加强全球行政合作，是参与全球化，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重大问题
加强全球行政合作，是在全球范围内调度和协调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资源的必然要求，也是全球化升级版的重要内涵。随着“走出去”战略的深化，中国海外利益存量、流量、增量都在迅速扩大，如何有效经营和管理海外利益，对政府职能和执行力提出全新要求。增强政府官员的国际意识和依法行政能力，将行政服务延伸到国际领域，增强对全球公共事务的管理能力，逐步构建大国的行政格局，既是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大议题，也是国际社会的广泛期待。做好这些工作离不开中国智库的强力支持。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