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吉耀 姚淑梅 郝洁 李大伟 杨长湧
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进入大调整大重组大变革时期，经济增长、产业发展、能源供需等格局深刻调整，经济全球化出现新特征，全球治理结构发生重大变化，呈现一些趋势性变化。
一、世界经济发展趋势
（一）世界经济发展格局深刻调整
发达国家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金融危机以来，发达国家被迫率先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性改革和经济调整，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明显增强，对世界经济复苏的贡献不断加大。主要新兴经济体结构调整相对滞缓，内需疲弱，经济增速持续放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引擎作用较前十年有所弱化。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测算，2008—2013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率自0.6%升至1.3%，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则从6.0%降至4.7%。预计2014年发达国家经济增速较2013年将提高0.9个百分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仅提高0.4个百分点。从今后一个时期看，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将来自发达国家。
新兴经济体崛起仍是世界经济发展格局调整的主要方向。尽管经济增速放缓，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继续上升，“东升西降”格局更加明显。据IMF测算，2013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占全球GDP的比重已超过50%（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较2008年提高5个百分点。未来十年，该比重将升至64%，全球经济重心由西向东转移的趋势仍将持续。
世界经济增长“回归常态”面临巨大挑战。发达国家至今仍未走出危机阴影，经济增长乏力，失业率居高难下，主权债务危机风险丛生。新兴经济体增速显著放缓，中国经济减速、大宗商品繁荣期告一段落、融资环境逐渐收紧等因素导致经济快速发展的外部条件正在改变，加之结构性矛盾凸显、政策空间减小、体制机制尚未理顺等诸多因素制约，抵御外部风险冲击能力减弱，提高增长率和生产率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的压力增大。尤其在发达国家退出非常规货币政策过程中，全球流动性将持续紧缩，过度依赖外债和外需的国家金融脆弱性暴露，个别国家可能会发生货币危机。总体看，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世界经济复苏仍将呈现疲弱态势，难以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
（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出现新动向
国际金融危机加速催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全球产业布局调整，国际技术与产业竞争日趋激烈。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新突破，传统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主要经济体纷纷出台促进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发展的战略，围绕绿色低碳、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的技术创新更加密集，清洁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3D打印、生物等产业发展方兴未艾，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新产品新服务不断涌现。美欧日发达经济体利用科技和人才优势力促创新，力推制造业与数字化融合，力图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制高点。俄罗斯、印度、巴西等新兴大国利用后发优势加大资金人才投入，加紧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技术和产业，加快实现跨越式发展。从趋势看，随着技术创新不断取得新突破，生产成本有望实现大幅降低，加之绿色、低碳、健康理念深入人心，新兴产业在全球产业结构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各国围绕市场、技术、资源、人才、规则的竞争也将日趋激烈。同时，科技革命带来的新技术、新工艺、新理念，对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形成强大压力和动力，促使各国限制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产品生产和出口，促进产业发展模式向绿色低碳、清洁安全转变，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发展态势也将进一步凸显。
主要经济体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变化，全球产业布局加速调整。美国失业率长时间处于高位，劳动力供给充裕、工资增长受到制约，页岩气等非常规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推动能源成本显著下降，加之美国政府推行“再工业化”战略、实施“投资美国”计划，本土制造业加快发展，海外产业出现回流。2009—2012年，美国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5.8%，是2001—2008年年均增速的2倍。波士顿集团去年9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考虑到回流美国的企业显著增多，预计2020年前可创造60万—120万新增就业岗位。东南亚、南亚、非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利用低成本优势大力吸引外资，开始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重要承接地，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低端加工组装环节的重要发展基地。一些资源富集国也在调整单纯依赖初级产品出口的经济发展模式，谋求依托资源延长产业链、推动重化工业集聚发展。
（三）全球能源供需格局深刻调整
本世纪以来，美国在页岩气勘探和开采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目前已经进入大规模商业化开发阶段，带动美国天然气产量大幅增长。2012年美国天然气产量高达6767.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3.97%，已经超过俄罗斯成为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天然气产量大幅增长显著改善了美国能源供求关系，2012年美国原油和天然气净进口量分别下降了11.8%和22.2%。美国能源部预测，随着页岩气开采技术日益成熟，未来美国页岩气和原油进口量还将进一步下降，2020年美国原油进口量将降至620万桶/日，为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水平；页岩气则转为净出口，总体能源自给率将达95%，较2010年上升14个百分点。同时，亚洲将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主要的能源需求地。《全球能源展望2013》称，2035年中国原油的80%、天然气的40%均需依赖进口，从而取代美国成为第一大原油进口国，日本、韩国、印度的原油和天然气进口量也将明显增长。
长期以来，保证原油供应稳定一直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核心战略利益之一。随着美国能源自给率大幅提高，中东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可能有所减弱，未来美国有可能减少对中东地区事务的介入，甚至削减在中东的军事存在。由于中东地区地缘政治关系复杂，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互相交织，美国在中东地区力量减弱后，该地区地缘政治冲突可能进一步加剧，有可能导致全球原油价格剧烈波动，甚至导致短期内原油供求严重失衡，增加中国、日本、印度等原油进口国面临的原油供应风险。
（四）经济全球化趋势出现新特点
经济全球化没有因国际金融危机发生逆转，继续在曲折中深入发展，呈现一些新特点。
全球化动力来源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际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陷入低速增长，欧盟经济在衰退边缘徘徊，进口需求大幅下降，国际贸易增长失去最重要的两个动源。IMF测算，2008—2012年全球货物进口量年均仅增长2.3%，未来5年可能回升至5.1%，但仍明显低于2002—2007年7.8%的年均增速。发达经济体金融机构和跨国公司资产负债表严重恶化，对外投资意愿与能力下降，加之模块化程度较高的信息技术等产业大规模转移浪潮几近结束，全球跨国投资缺乏新的动力。同时，受各种因素影响，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坎坷，多哈回合谈判推进艰难，WTO框架下进一步削减贸易壁垒、推动贸易自由化空间有限。各国激烈争夺市场需求这一最稀缺的资源，贸易投资保护主义升温，以应对气候变化、保护自然环境为名设置碳关税等绿色壁垒的行为频频出现，经贸摩擦政治化倾向抬头。
发展中国家在全球进口和对外投资中的地位显著上升，一定程度弥补了发达经济体市场需求与跨国投资的不足，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08—2012年发展中国家进口额占全球比重从39%升至45%，对外直接投资净流量占全球比重从17%升至31%。IMF预测，2013—2018年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进口量年均增长6.6%，高于发达经济体1.6个百分点。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积极扩大进口、加快走出去步伐，成为全球第二大进口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未来5年，我国进口额有望达10万亿美元，对外直接投资达5000亿美元，将为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做出更大贡献。
区域经济合作蓬勃发展。各类自由贸易协定大量涌现，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力。截至2014年1月底，向世界贸易组织通报并仍然有效的区域贸易安排共377个，2009年以来生效的占20%。自由贸易区具有对象可选、进程可控、内容灵活的优点，在多边贸易体制发展艰难的形势下，其推动区域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作用日益显现。
二、全球治理结构变化
（一）全球治理改革取得较大进展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二十国集团（G20）成为国际经济合作的主要平台。自2008年11月首次领导人峰会以来，G20已就宏观经济政策、全球治理、金融监管、国际货币体系、原材料和大宗商品、气候与环境、发展等全球性议题进行沟通与协调，就诸多问题达成共识，推动落实一些重大决策，对应对金融危机和改进全球治理发挥了重大作用。目前看，后危机时期国际社会仍需继续就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重点国家政策溢出效应、重债国清偿债务等诸多全球性问题进行对话，G20作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平台的重要性还会提升。
在G20的推动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针对提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进行了份额与投票权改革。2008年，IMF推出一项改革法案，增加54个成员国的特别提款权（SDR）份额，提高中国、巴西、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和低收入国家在IMF中的话语权，该法案已于2011年3月生效。我国在IMF特别提款权（SDR）的份额比重由2.98%升至3.996%，投票权由2.928%升至3.806%，居第六位。2010年12月，IMF理事会通过自成立以来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治理改革法案，即将188个成员国份额增加一倍至4768亿特别提款权（按2010年12月15日汇率约合7339亿美元），向有活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转移大于6%的份额。根据这项法案，我国的份额比重将升至6.394%，投票权升至6.071%，跃居第三，仅次于美国和日本。但是，由于美国国会的否决，该改革修订案至今尚未生效。不过，世界银行治理改革已经落实，世行投票权改革后，发展中国家整体投票权重提高了3.13个百分点至47.19%。
2008年金融危机开启了改革全球治理的机会窗口，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IMF和世界银行中的话语权有明显提升。但是，随着世界经济复苏，尤其是美国经济集聚新的增长动能，主要新兴经济体增长活力有所下降，推进全球治理改革的动力可能被削弱。即使2010年IMF治理改革法案最终能够生效，美国仍然拥有一票否决权。在现行全球治理框架下，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争夺话语权的道路仍很漫长。
（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逐步推进
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发达国家金融体系，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受到严重冲击，美元作为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不断削弱，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导致欧元一度濒临崩溃边缘。据统计，2009—2013年，美元和欧元资产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中的比重分别由62%、26%，降至61.4%、24.2%。主要国际货币之间汇率大幅波动、金融市场剧烈动荡严重干扰全球经济复苏。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建立一个更有效、更灵活、更能适应全球经济多极化现实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成为国际社会的共识。
在G20的推动下，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围绕四个方面内容推进：一是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治理结构。提升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在两大组织中的代表性。二是加强区域和全球金融安全网。改进IMF贷款方式，提高危机救助的灵活性和有效性；大幅增加IMF贷款资源至7500亿美元，增强其作为全球最后贷款人的作用；增发2840亿美元特别提款权，减少成员国过度积累储备的需求，增加全球流动性。三是明确特别提款权（SDR）改革时间表。要求IMF更新和阐释现行SDR篮子货币标准，并在2015年前审查篮子构成、择机选择更多符合标准的货币加入。四是加强全球金融监管。2009年创立金融稳定理事会（FSB），在其主导下全球主要经济体共建金融监管新框架。
目前看，由于美国国会今年初否决了IMF份额与投票权改革法案，SDR篮子货币构成的调整将随之推迟，储备货币多元化进程受阻，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性突破。在相当长时间内，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不会发生根本改变，但随着新兴大国迅速崛起，世界经济格局和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建立更加多元平衡的国际货币体系已是大势所趋。
（三）国际经贸规则酝酿深刻变革
长期以来，多哈回合谈判因发达成员与发展中成员的利益需求分歧而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2013年12月巴厘部长级会议签署多哈回合“早期收获”协议，在贸易便利化、认可发展中国家粮食安全储备、给予最不发达国家零关税等方面达成协议，实现了多哈回合谈判零的突破，使得多边谈判有望重回正轨。不过，该协议仅涵盖多哈回合议题的少量内容，总体谈判进程依然迟缓。
多哈回合谈判未能按照美欧等发达国家理想的路线推进，导致其谈判动力不足，转而通过其他途径构建新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一方面，美国积极倡导签署高标准、广覆盖的超大型区域贸易协定来重塑国际经贸规则。目前正在谈判中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是两个最为典型的超大区域贸易协定。TPP反映美国对亚太地区经济利益和经贸规则主导权的诉求，TTIP则显示美欧携手强化在国际经贸规则以及全球治理中的主导权。另一方面，美国积极推动服务贸易协定（TISA）谈判，以提升20年前达成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的标准。TISA发源于WTO框架，目标是达成高规格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协议，谈判成员包括美国、澳大利亚、欧盟、日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22个国家和地区，目前已覆盖全球70%的服务贸易。包括中国在内的金砖国家等WTO成员尚未参加。
目前看，无论是TPP、TTIP还是TISA谈判仍面临很多困难。如TPP谈判中美国与日本在农产品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越南、马来西亚等发展中国家与美国倡导的高标准规则也有很大距离。TTIP谈判因为欧盟内部利益需求不一致，以及欧美在文化例外、转基因食品和托宾税等方面的分歧未取得显著进展。TISA因欧盟与美国在谈判路径选择上发生分歧而止步不前。
总体看，新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形成尚需时日，但国际经贸规则变革乃大势所趋。TPP、TTIP等自贸区谈判在劳工、环境、竞争、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等领域设置更高标准，对国际经贸规则演变趋势产生深刻影响，将显著抬高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进入国际市场的门槛。
（四）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重要性上升
国际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产生深刻影响，全球重要议题侧重点有所调整。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议题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气候变化始终是全球重要议题之一。危机后各方谈判立场出现一些变化。欧盟试图通过提高减排目标占领低碳经济制高点；美国要求发展中大国减排的主张更加坚定；南南合作下发展中大国的内部协调性有所加强，“基础四国”成为中坚力量。此外，气候变化已成为中美外交和安全的重点议题，双方就气候变化签署谅解备忘录，为未来气候变化合作定下基调。目前，联合国正在积极推进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公约，希望能在2015年底前完成。
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等与发展问题紧密相关的议题重要性提升。金融危机以来，G20峰会的议题变化显示这些议题的重要性逐步提升。2010年底G20第五次峰会上，发展问题列入主要议题。此后，能源可持续性、大宗商品价格、粮食安全、人力资源开发、基础设施投资、反腐败等相继纳入G20议题。在粮食安全领域，G20阶段性成果包括建立热带农业平台和对农业进行监测等。G20还设置化石燃料补贴、化石燃料价格波动、清洁能源和能效等三个工作组，重点关注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问题。
总体看，未来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以及其他与发展相关的议题将受到各方更多的关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由于利益与立场不同，围绕以上议题的博弈将更趋激烈。
（作者单位：国家发展改革委外经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