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近年来，服务业在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比重都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超过服务业的平均水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巨大[1]。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有效的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在我国当前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差异。在这一背景下，深入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促进的作用机制以及对这种机制影响因素的研究，在我国大力推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今天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理论分析
格林福尔德（1966）最早提出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是可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生产的、非最终消费服务。[2]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与外延已经得到广泛研究，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上。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这样的一个与自身服务对象有显著关联的产业同地区经济增长的经济效应，必须要搞清楚生产性服务业如何通过对其服务对象的促进进而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生产性服务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能会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调节。
一是知识资本密度。如前所述，生产性服务业多为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这其中伴随着大量的知识资本，生产性服务业在为制造业服务的同时充当传送器的作用将知识资本导入生产过程中。知识资本密集度越高，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服务的效率也将越高，也为制造业带来更大的增加值，相同规模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二是制造业产权私有化程度。产权组织理论认为不同的产权制度导致不同的市场绩效。Shleifer等人从国有企业目标非利润最大化角度论证了产权私有化能提高企业效率。[3]制造业产权结构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对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调节。一方面，制造业内部产权私有化的企业普遍比国有企业绩效高，相同规模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给私有化产权结构的制造业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制造业产权结构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利润动机和和企业绩效，而且会影响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积极性，私有化的产权结构更能吸引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对其投入，进而提高经济效益。
三、变量的选择与模型的构建
本文将运用层级回归法对调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一）调节因素变量
1、知识资本密度，用当地大、中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占总体人数的比例来近似表示。
2、制造业产权私有化程度，用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所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来表示，这个比例越大，则私有化程度越高。
（二）检验模型的构建
本文建立的三层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1：（Lnrjgdp）it=a*（Lnrjsc）it+Uit
模型2：（Lnrjgdp）it=aj*（Lnrjsc）it+bj*Mit+Uit
模型3：（Lnrjgdp）it=aj*（Lnrjsc）it+bj*Mit+cj*（Lnrjgdp）it*Mit+Uit
（j=1，2，3；i分别为东、中、西部分别所包含的省份的数量）
在模型中，rjgdp为地区人均生产总值；rjsc为人均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Mi为调节因素，这里分别指知识资本密度（KCD），制造业产权私有化程度（MPP）；a、b、c分别为系数；U为残差。
四、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调节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以每个地区2000—200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上述三层模型进行回归。希望通过对不同地区大量回归数据的对比来分析调节因素在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影响。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等11省市，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等9省市，西部包括陕西、宁夏等11省市。
（一）研究假设
基于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研究对象，分别针对上文选定的知识资本密集度、制造业产权私有化程度、制造业技术水平、制造业专业化程度4个调节因素变量。
（二）检验结果
基于我国东、中、西部2000—2008年的统计数据所得的层级回归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1、知识资本密集度（KCD）
一个地区的知识资本密集度较高一方面可以直接促进当地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更大带动地区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具有高度化和效率化。其中前者分别在东部（b=7.253，p<0.05），西部（b=5.702，p<0.1）模型2中得到了检验，中部（b=6.928，p>0.1）说明了在中部知识资本密集度对经济的拉动并不是那么的显著。与此同时，在东部模型3中交互项〔Ln（rjsc）*KCD〕系数为正且显著水平（p<0.01）证明了知识资本密集度可以显著的调节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地，中部与西部模型3交互项系数虽然为正，但却不够显著（p>0.1）。说明相对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知识资本密度不高，知识资本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强，在这两个地区知识资本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拉动本地区经济增长不是那么的明显。
2、制造业产权私有化程度（MPP）
东部的模型3交互项结果（c=0.237，p>0.1）和中部的模型3交互项结果（c=0.0863，p>0.1），而西部的模型3交互项结果（c=1.003，p<0.1），说明东部和中部制造业的产权私有化程度不能显著调节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西部地区却相反。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市场化程度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制造业已经从多年前单一的国有化所有权演化成为以私有化所有权为主的产权体系，产权的进一步的私有化提升空间较小；西部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并不是那么的高，地区内的制造业仍然是以国有产权为主，因此产权的进一步私有化的提升空间较大。
参考文献：
[1]马龙龙.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基于调节效应的有效性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4）
[2]Greenfield HI，Manpower and
the growth of producer services [C]. New York： Columbia， U， Press，1966
[3]Andrei Shleifer， Robert. W. Vishny. Politicians and Firms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4）：995—1025.
[4]顾乃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文献综述[J].经济学家，2006（6）
（方磊，1990年生，安徽省定远县人，广东省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组织与产业规划）
一、引言
近年来，服务业在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比重都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超过服务业的平均水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巨大[1]。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有效的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在我国当前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差异。在这一背景下，深入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促进的作用机制以及对这种机制影响因素的研究，在我国大力推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今天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理论分析
格林福尔德（1966）最早提出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是可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生产的、非最终消费服务。[2]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与外延已经得到广泛研究，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上。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这样的一个与自身服务对象有显著关联的产业同地区经济增长的经济效应，必须要搞清楚生产性服务业如何通过对其服务对象的促进进而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生产性服务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能会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调节。
一是知识资本密度。如前所述，生产性服务业多为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这其中伴随着大量的知识资本，生产性服务业在为制造业服务的同时充当传送器的作用将知识资本导入生产过程中。知识资本密集度越高，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服务的效率也将越高，也为制造业带来更大的增加值，相同规模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二是制造业产权私有化程度。产权组织理论认为不同的产权制度导致不同的市场绩效。Shleifer等人从国有企业目标非利润最大化角度论证了产权私有化能提高企业效率。[3]制造业产权结构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对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调节。一方面，制造业内部产权私有化的企业普遍比国有企业绩效高，相同规模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给私有化产权结构的制造业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制造业产权结构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利润动机和和企业绩效，而且会影响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积极性，私有化的产权结构更能吸引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对其投入，进而提高经济效益。
三、变量的选择与模型的构建
本文将运用层级回归法对调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一）调节因素变量
1、知识资本密度，用当地大、中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占总体人数的比例来近似表示。
2、制造业产权私有化程度，用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所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来表示，这个比例越大，则私有化程度越高。
（二）检验模型的构建
本文建立的三层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1：（Lnrjgdp）it=a*（Lnrjsc）it+Uit
模型2：（Lnrjgdp）it=aj*（Lnrjsc）it+bj*Mit+Uit
模型3：（Lnrjgdp）it=aj*（Lnrjsc）it+bj*Mit+cj*（Lnrjgdp）it*Mit+Uit
（j=1，2，3；i分别为东、中、西部分别所包含的省份的数量）
在模型中，rjgdp为地区人均生产总值；rjsc为人均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Mi为调节因素，这里分别指知识资本密度（KCD），制造业产权私有化程度（MPP）；a、b、c分别为系数；U为残差。
四、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调节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以每个地区2000—200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上述三层模型进行回归。希望通过对不同地区大量回归数据的对比来分析调节因素在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影响。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等11省市，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等9省市，西部包括陕西、宁夏等11省市。
（一）研究假设
基于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研究对象，分别针对上文选定的知识资本密集度、制造业产权私有化程度、制造业技术水平、制造业专业化程度4个调节因素变量。
（二）检验结果
基于我国东、中、西部2000—2008年的统计数据所得的层级回归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1、知识资本密集度（KCD）
一个地区的知识资本密集度较高一方面可以直接促进当地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更大带动地区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具有高度化和效率化。其中前者分别在东部（b=7.253，p<0.05），西部（b=5.702，p<0.1）模型2中得到了检验，中部（b=6.928，p>0.1）说明了在中部知识资本密集度对经济的拉动并不是那么的显著。与此同时，在东部模型3中交互项〔Ln（rjsc）*KCD〕系数为正且显著水平（p<0.01）证明了知识资本密集度可以显著的调节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地，中部与西部模型3交互项系数虽然为正，但却不够显著（p>0.1）。说明相对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知识资本密度不高，知识资本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强，在这两个地区知识资本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拉动本地区经济增长不是那么的明显。
2、制造业产权私有化程度（MPP）
东部的模型3交互项结果（c=0.237，p>0.1）和中部的模型3交互项结果（c=0.0863，p>0.1），而西部的模型3交互项结果（c=1.003，p<0.1），说明东部和中部制造业的产权私有化程度不能显著调节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西部地区却相反。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市场化程度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制造业已经从多年前单一的国有化所有权演化成为以私有化所有权为主的产权体系，产权的进一步的私有化提升空间较小；西部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并不是那么的高，地区内的制造业仍然是以国有产权为主，因此产权的进一步私有化的提升空间较大。
参考文献：
[1]马龙龙.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基于调节效应的有效性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4）
[2]Greenfield HI，Manpower and
the growth of producer services [C]. New York： Columbia， U， Press，1966
[3]Andrei Shleifer， Robert. W. Vishny. Politicians and Firms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4）：995—1025.
[4]顾乃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文献综述[J].经济学家，2006（6）
（方磊，1990年生，安徽省定远县人，广东省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组织与产业规划）
一、引言
近年来，服务业在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比重都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我国经济的拉动作用远超过服务业的平均水平，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巨大[1]。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有效的促进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然而在我国当前区域间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条件下，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所差异。在这一背景下，深入探究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促进的作用机制以及对这种机制影响因素的研究，在我国大力推进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的今天就显得尤为必要。
二、理论分析
格林福尔德（1966）最早提出生产性服务业的概念，指出生产性服务业是可用于商品和服务的进一步生产的、非最终消费服务。[2]近年来，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与外延已经得到广泛研究，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机制及其影响因素上。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这样的一个与自身服务对象有显著关联的产业同地区经济增长的经济效应，必须要搞清楚生产性服务业如何通过对其服务对象的促进进而带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
生产性服务业对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可能会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调节。
一是知识资本密度。如前所述，生产性服务业多为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行业，这其中伴随着大量的知识资本，生产性服务业在为制造业服务的同时充当传送器的作用将知识资本导入生产过程中。知识资本密集度越高，生产性服务业为制造业服务的效率也将越高，也为制造业带来更大的增加值，相同规模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就越大。
二是制造业产权私有化程度。产权组织理论认为不同的产权制度导致不同的市场绩效。Shleifer等人从国有企业目标非利润最大化角度论证了产权私有化能提高企业效率。[3]制造业产权结构通过以下两个方面对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调节。一方面，制造业内部产权私有化的企业普遍比国有企业绩效高，相同规模的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给私有化产权结构的制造业带来的经济效益相对较高。另一方面，制造业产权结构不仅影响其自身的利润动机和和企业绩效，而且会影响生产性服务业投入的积极性，私有化的产权结构更能吸引生产性服务业加大对其投入，进而提高经济效益。
三、变量的选择与模型的构建
本文将运用层级回归法对调节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一）调节因素变量
1、知识资本密度，用当地大、中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占总体人数的比例来近似表示。
2、制造业产权私有化程度，用非国有固定资产投资占所有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来表示，这个比例越大，则私有化程度越高。
（二）检验模型的构建
本文建立的三层回归模型如下：
模型1：（Lnrjgdp）it=a*（Lnrjsc）it+Uit
模型2：（Lnrjgdp）it=aj*（Lnrjsc）it+bj*Mit+Uit
模型3：（Lnrjgdp）it=aj*（Lnrjsc）it+bj*Mit+cj*（Lnrjgdp）it*Mit+Uit
（j=1，2，3；i分别为东、中、西部分别所包含的省份的数量）
在模型中，rjgdp为地区人均生产总值；rjsc为人均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Mi为调节因素，这里分别指知识资本密度（KCD），制造业产权私有化程度（MPP）；a、b、c分别为系数；U为残差。
四、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调节因素实证分析
本文将我国分为东、中、西三个地区，分别以每个地区2000—2008年各省（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分别运用上述三层模型进行回归。希望通过对不同地区大量回归数据的对比来分析调节因素在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所起到的影响。其中东部包括北京、天津等11省市，中部包括吉林、黑龙江等9省市，西部包括陕西、宁夏等11省市。
（一）研究假设
基于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研究对象，分别针对上文选定的知识资本密集度、制造业产权私有化程度、制造业技术水平、制造业专业化程度4个调节因素变量。
（二）检验结果
基于我国东、中、西部2000—2008年的统计数据所得的层级回归的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
1、知识资本密集度（KCD）
一个地区的知识资本密集度较高一方面可以直接促进当地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而更大带动地区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使得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更具有高度化和效率化。其中前者分别在东部（b=7.253，p<0.05），西部（b=5.702，p<0.1）模型2中得到了检验，中部（b=6.928，p>0.1）说明了在中部知识资本密集度对经济的拉动并不是那么的显著。与此同时，在东部模型3中交互项〔Ln（rjsc）*KCD〕系数为正且显著水平（p<0.01）证明了知识资本密集度可以显著的调节生产性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地，中部与西部模型3交互项系数虽然为正，但却不够显著（p>0.1）。说明相对比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知识资本密度不高，知识资本对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强，在这两个地区知识资本通过生产性服务业拉动本地区经济增长不是那么的明显。
2、制造业产权私有化程度（MPP）
东部的模型3交互项结果（c=0.237，p>0.1）和中部的模型3交互项结果（c=0.0863，p>0.1），而西部的模型3交互项结果（c=1.003，p<0.1），说明东部和中部制造业的产权私有化程度不能显著调节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西部地区却相反。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和中部地区经过多年的发展，其市场化程度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制造业已经从多年前单一的国有化所有权演化成为以私有化所有权为主的产权体系，产权的进一步的私有化提升空间较小；西部地区由于市场化程度并不是那么的高，地区内的制造业仍然是以国有产权为主，因此产权的进一步私有化的提升空间较大。
参考文献：
[1]马龙龙.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基于调节效应的有效性分析[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11（4）
[2]Greenfield HI，Manpower and
the growth of producer services [C]. New York： Columbia， U， Press，1966
[3]Andrei Shleifer， Robert. W. Vishny. Politicians and Firms [J].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4（4）：995—1025.
[4]顾乃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文献综述[J].经济学家，2006（6）
（方磊，1990年生，安徽省定远县人，广东省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产业组织与产业规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