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回响_新闻__天天家电网

河南位于黄河中下游，处中原腹地，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历史文化遗产丰富，古代音乐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们的情感与生活，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中国古代音乐不仅带给中国和世界一个文化的记忆，而且带来一种中华音乐文化创新和发展的历史资源。河南地处中原，在中华民族文明发展中一直处于核心地区，自古为华夏礼乐之邦，音乐历史发展更是得天独厚。在古代文献中，不乏黄河流域原始部落的葛天氏之乐、大禹治水之歌的《大夏》之乐，商人“恒舞于宫，酣歌于室”的记载；春秋战国时期的“郑卫之声”，更是一代新音乐的代表；两汉时期本土音乐，魏晋南北

朝少数民族音乐和中原音乐的汇流、古琴音乐的兴盛，隋唐洛阳东都的歌舞大曲，北宋汴京城勾栏瓦舍中出演的散乐杂剧，等等。悠久的历史，带来丰厚的音乐文物遗存，中原大地上古代音乐文物的发现不仅类别丰富，具有典型意义，且发展谱系完整，从新石器时代早期，一直到宋元明清，源远流长，几千年连续无间。

悠久的历史含带着丰富的音乐文物遗存。河南省出土的音乐文物，以其丰富性、连续性、悠久性、典型性而为世人瞩目。这其中，舞阳贾湖出土的距今近9000年的贾湖骨笛，被公认为中国音乐史的开端，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吹管乐器；5000年前的陶鼓与陶埙等新石器时期的乐器更是数量众多；4000年前有龙山文化时期的特磬、3000年前有夏王宫的铜铃；安阳殷墟的编铙、石磬、陶埙等是构成殷商王室音乐的重器；两周时期各类钟磬鼓瑟、管箫琴笙等，带来的是广袤的中原大地上生动、鲜活的音乐交响。它们精美的制作与和谐的音律，不仅代表着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高超水平，也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些考古出土的音乐文物是古代乐音的真实载体，凝结着中国古代音乐的文明密码。

距今8700年前的舞阳贾湖出土的骨笛，是用鹤鸟的肢骨钻孔所制，其中最为完整的属于这一遗址中期的骨笛，经测定已经具备七声音阶结构，至今仍可吹奏旋律。它是目前我国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吹管乐器。在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直认为中国乐律都是以五音为主干。骨笛的出土，将中国七声音阶起源的历史提前到8700年前。它是世界上同时期遗存中保存最完整、音乐性能最好的乐器实物。骨笛，从1984年开始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7次发掘，揭秘河南新石器文化早期先民中贾湖人的创造，和对华夏文明起源作出的特殊贡献，贾湖遗址从距今9000年到7800年间，延续了120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出土了早、中、晚三期骨笛30多根，这些有确切的地层关系、地层共存物和科学分析结论的骨笛，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管乐器之一。

夏商音乐在史书上早有记载。而夏商二代之衰，也被后代文献归之为音乐之靡乱。“启乃淫佚康乐，野于饮食，将将锽锽，管磬以力。”《墨子·非乐》；“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晨噪于端门，乐闻于三衢。”《管子·轻重》；而殷纣则“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大冣乐戏于沙丘……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叛”者”《史记·殷本纪》；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夏商音乐在整个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中国上古音乐中，以编钟为主奏乐器的庙堂雅乐，构成中国独特的礼乐文化主体。迄今发现最早的青铜乐器，应该以夏代铜铃为滥觞，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出夏代铜铃，是中国较早的有舌青铜乐器。玉质的管状舌和合瓦形的铃体，有助于良好音质的阐发。直到西周时期平顶山应侯墓中，依然有成编的铜铃作为乐器，其形制与夏代铃极为相近。青铜乐器作为王室礼乐重器，应该从商代铙说起，这是中国最早有音律关系和规定音高的青铜乐器。殷墟妇好墓所出5件组铙，是中原商墓中所出的编组最早、断代可靠的铜铙之一，在2铙破裂测音缺如的情况下，其他3钟仍可基本构成五声音节。如果完全复原，其音节不止五声。近年来在江南两湖一带，出土不少商代单件大铙，南方铙文化现象引起学者的关注。它与中原乐钟的关系，正屡屡被人论及。但有一点应该受到重视的是，作为乐钟中性能最完备的西周甬钟，应是从商铙的南北汇流中发展而来。这可以从西周早期的陕西长安普渡长田墓和宝鸡茹家庄墓所出成编的甬钟看出。特别是最近出土于湖北随州叶家山曾伯墓的镈钟与甬钟组合，以及山西侯马晋侯墓所流散出的晋侯苏编钟，其斡与旋的演变、枚的出现、规范化的形制，都在证明乐钟最初的演变历程。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地2001号、2009号墓，新郑郑公大墓和淅川下寺楚国墓地，从北向南、从西周到春秋，甬钟走了它最为完美的渐变轨迹。淅川下寺2号墓出土的26件王孙诰甬钟，其规模之大、音域之宽、铸工之精、钟体之大成为日前发现春秋时最为完美的一套甬钟。按原出土位置和实际测音和演奏结果，这套编钟低音到高音，跨越了五个半八度，下层大钟作为击节和声的低音区，上层中小型钟作为旋律之用的中高音区。上层双音钟七声俱全，且多半音，可以旋宫转调。这种完美的音列和音质，为晚于此100多年的曾侯乙编钟的辉煌打下了基础。

1996年以来，在河南新郑，相继出土窖藏编钟10余架共260多枚，其钟悬规则均为两套20件钮钟和4件鎛钟，作为中高音的小型钟与作为和声的低音镈钟相配，整个音域跨越三个以上的八度，音律和谐，利于旋宫转调以形成丰富多变的旋律特征，较此前的西周礼乐器音节排列有明显的进步。郑卫之声，是两周时期周乐与商乐的汇流中成熟起来的一代新音乐的代表。在复制新郑编钟过程中，音乐考古学者收集了新郑窖藏中10套编钟的音阶检测数据，发现10套编钟正侧鼓音都有商音，而且不少“变徵”、“变宫”的半音存在，具备完整的七声音节结构，且半音丰富。利于演奏丰富多变的调式和旋律，这也许是魏文侯听“古乐”唯恐卧而听“郑卫之音”不知倦的原因所在。2002年3月在平顶山叶县春秋时期许国国君许公宁墓中出土的不同形制的编钟组群，是由8枚二组编镈、9枚钮钟和20枚甬钟构成，与新郑郑公大墓、辉县琉璃阁春秋墓的组合方式一样。这说明中原一带特别是在郑卫之音流行的区域，其乐钟的组合，有着相同的风格。

由于北方土质和墓葬保存环境问题，中原琴、瑟、管、笙等丝竹类乐器几乎均不可留存至今，但有关中原琴、瑟的文献记载，证实两周时许多著名的琴师都出于中原。师旷、师襄、师文等人，以非凡的音乐才能、高超的演奏技巧、“内得于心、外应于器”的丰富的音乐内心世界，为后代琴学者所敬仰。信阳长台关楚墓和固始侯古堆大墓出土各类瑟10余架，制作讲究、工艺复杂，有19、21、23、25弦，包罗了两周瑟的主流式样。特别是长台关楚墓所出漆绘锦瑟，面板上金银绘彩的狩猎纹和宴乐巫舞纹，使整个瑟显得华美无比。在迄今出土的夏商音乐文物中，打击乐器石磬在许多此时期的遗址中都有出土。石磬是起源极早的原始乐器，《尚书·舜典》有载“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相当于新石器晚期已经有石磬出现，河南禹县（今禹州）龙山文化阎砦遗址所出石磬，呈三角形，倨勾明显，并有倨孔，是我国横悬式石磬之源头，河南出土为数不少的夏商石磬，早期多为特磬，即单件的大型磬。这些乐器发音清彻响亮，穿透力强，具有稳定节奏控制音高的作用，这些磬多数有#C和#A的固定音高，殷墟所出虎纹特磬，将特磬的使用和制作都推向了一个高峰。而多种成组的编磬，则为磬这种乐器旋律性能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在河南两周墓葬中，磬与钟成为贵族乐器配置中的主要角色。三门峡虢国墓地多为9件、10件一组，平顶山应国墓、豫南淅川楚墓为13件组，洛阳东周墓中出土的23件组，特别是上蔡楚墓中所出“商父之徵”石磬，寓示了这种乐器及其乐律发展的源与流。两周时期的排箫出土资料仅4处，除曾侯乙墓外，三处都在河南，即商末周初的鹿邑长子口墓的大小相次的骨质排箫4件，春秋时期信阳光山黄君孟墓出土的竹管排箫4件和淅川下寺的13管石质排箫1件，3种质地的箫管，音质各有千秋。“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从以箫管”《礼记·乐记》，从两周中原墓葬所出土的乐器配置上，可以看出我们华夏先民对音乐审美的独特理解。

无论从原始社会的陶乐器，还是夏商时期的金石类打击乐器，乃至在河南鹿邑商未周初长子口墓中，乐队的配置可见管乐4排箫与编铙、磬组成。到了两周时期，有《诗经》中提到的乐器已达29种之多，古代文献中所论及的八音的配置，正是对上古音乐配器规律的一个总结。从《礼记·乐记》中看，钟磬琴瑟箫管在上古所扮演的角色，除了自身器乐功能外，更主要的还是其作为贵族禮乐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河南地处华夏腹地，具有9000年古代文明发展史，曾经是八方音乐汇聚的文化中心。河南出土的音乐文物，更是以其多样性、丰富性、悠久性为世人瞩目。经过几千年积淀的中原音乐文化，这其中有太多的物质和非物质的遗产要抢救、保护和开发。在华夏传统音乐的深厚底蕴和独特魅力愈加受到珍视的今天，中原音乐文物所承载的中华文化内涵，焕发出熠熠光彩。

霍锟，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副团长、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音乐考古、音乐史及古代音乐文化研究，撰写相关专业论文30余篇，出版专著3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