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文竹+何弦

[摘 要]随着经济的腾飞，为应对多方矛盾，我国进入了一个发展中改革创新的变形期，高校的变革也不可避免。生产力突破旧生产关系的禁锢，其号角往往于理论界先行，但因为高校自身的特殊性，中国高校的变革却又是步履维艰。在日趋变革的社会布局中，高校作为整个社会变革发展的风声导向，却困于学术行政化，科研同质化等囹圄之中。为实现高校的突破，必须从公共管理学，历史学等学科中吸取经验，进行体制改革，创新培养方法，使高校管理早日走上新道路。

[关键词]去行政化；高校；高等教育；古希腊教育

中图分类号：G5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04-0255-03

高校向来是一个重视传道授业，推崇自由思辨的地方，高校的学术职能决定了其在自然学科方面，关系着在一个国家运行和发展中的第一推力，在人文学科方面，则始终是社会动向的先声，高校的教育职能于社会，亦于学子是举足轻重的。故自有官学以来，高等学府在整个国家系统中一直有着较高的地位，也有着相对自由的风气，但另一方面，高等学府自古以来都是为政府服务，输送新鲜政治人才的机构，也因此其方能在“学而优则仕”的香火中千年不衰。至于近现代，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化大分工的兴起，趋于人力市场需求的多元化，高校独立办学的呼声愈大，但仍处于政治的领导下。时至今日，许多高校的发展出现了大小不一的问题，许多学者发出了去行政化改革的号声。那么高校的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之间应当是一种怎么样的关系呢？高校问题的病灶是否只是泛滥的行政权力呢？让我们把视野投向古典时代的巴尔干半岛，在这个在历史上因思想学术的自由饱受赞誉的地方寻求答案。

一.高校发展问题的病灶：高校行政化

2010年温家宝在视察北京大学时，针对高校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大学应该由懂教育的人来办，教育家办教育不是干一阵子，而是干一辈子，大学应该逐步改变行政化，按照教育规律办学。由此可见高校行政化所引发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重视。

那么何为高校的行政化呢？高校行政化指公共行政的权力和指令成为了高校内部活动的主导力量，通过对财政和人事俩方面的控制主导了高校的组织管理，教学科研等。即高校行政权力形成了对学术权力的领导与节制，其直接结果就是学术方面，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行政方面，高校按照行政体制的结构及运行模式设置并运行。

综合多方观点，高校的行政化问题的具体表现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学术事务的行政化，组织结构的行政化，人事安排的行政化，资源分配的行政化。而每个方面又可细分为外部行政化和内部行政化。

1.学术事务的行政化

学术事务的行政化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科研的行政化和教学的行政化。侧重科研来讲则指学术团体的行政化，学术立项的行政化，学术评价的行政化等。其中外部行政化诸如上级部门的科研教学考核和内部行政化诸如内在官僚风的兴起势必会阻碍高校的学术自主，高校学术上甚至也奉行下级服从上级的运行规则，造成了学术价值观上的偏差，固按照行政管理的模式管理学术事务始终水土不服。

2.组织结构的行政化

组织结构的行政化，从外部行政化的角度分析，就是国家政府对高校级别的划分，甚于设立了31所副部级高校以及1所副大军区高校，不同的高校享受着不同的等级的待遇，从而也导致高校人格的行政化，为了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更多的社会资源，高校管理者都努力提升高校的一些硬指标，以期在上级的考察中获得大学地位的晋升，但这些指标很多时候并不全面或有失偏颇，导致了高校发展的冒进或者失衡，不管是脱离实际情况，对院系发展要求过高，还是片面强调“影响因子”等各评估参数，两者都能够催生各院校之间的恶性竞争。另一方面，也导致了学校之间的相互模仿，从而形成了高校发展的同质化倾向，如曾有关于高校校训的统计显示国内256所高校中有192所高校采用了四词八字的口号式，其中单含勤奋字样的就达68所。

从内部行政化的角度分析，组织上大多高校人事处、财务处、基建处、公安（保卫）处、武装部等机构都一并设立，党委系统和群众团体的组织、宣传、统战、纪委、老干部、团委、工会等部门在大学里也一应俱全，骨架机构的相同设置一定程度也使得不同高校同一程序走出来的高校发展策略也有一定的同质化倾向。从人事上来说就是形成了高校中饱受诟病的由科员，副科一级级到正厅甚至副部的行政级别编制，然而高校行政权力一定程度上背离了为教学，科研服务的初衷，高校的行政级别编制导则了高校整体的行政权力的官僚化，体制内的成员人格缺乏独立性。同时在一个看行政级别的社会中，更高的行政级别意味着更高的社会地位和更多的社会福利，因而也导致了高校内部的一定程度的官场化。另一方面，行政体制内无错便是有功的观念也阻碍了高校的创新精神，使得新时代下高校的变革寸步难行。

3.人事管理的行政化

高校对于人事的任免的权力一直由政府所操持，当提及某一学校的一把手时，人们首先想到的总会是党委书记，而常常院长或者校长也兼任党委的副职。书记大多由上级组织部门直接任免，而学校行政领导的任免权也主要掌握在上级组织部门的手中，下级的组织机构中的职员也由校级或者院级的党委任免，总之在从上到下的一条线上都离不开行政任命的影子。虽然如今组织部门对高校领导层级的任命大多考虑其一定学术背景，但仍可能將一些官僚习气带入高校，另外在部分情况下，上级组织部门并不能得到关于院校的足够完全的信息以实现有限理性决策，从而而在人员任免上出现失调，一定程度上的决策失调在各地高校，尤其二流高校中广泛存在，其结果导致高校的人才培养模式存在较多弊端，学校的建设也存在一定问题。

4.资源分配的行政化

高校发展的物质基础大多由政府调控，主要分为人事和财政上，人事前文都有提及，此处重点分析财政。虽然历经多次改革，但我国绝大部分的公立高校发展大多还是依靠政府的财政拨款。但对于很多高校来言，高校财政供需存在较大矛盾，办学经费严重不足。而政府的拨款方式单一往往不能适应高校的真正需求，譬如大部分高校的政府财政拨款与该校学生人数直接挂钩，招生越多，财政拨款就越多，建设有了经费，学校的规模和社会地位也就越高。于是各大高校纷纷开设或扩大各种专业，以招揽更多学生，其中不需要提供特定的实验器材和实验基地，因而培养成本较理科专业学生的培养成本更低的文科专业居多，常常被提及的法学热也与此脱不开干系。因而诸人文社科类专业在中国呈现一种泡沫式的繁荣，然而许多大学并不具有办好这一专业的实力，而且许多高校学生对于该学科不感兴趣甚至不甚了解，只是因为好就业甚至专业调剂而学习该专业，从而也影响到了一个高校局部以至整体的学风。另一方面，在政府程序化地控制资源分配的无形大手下，高校的发展也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同质化道路。

二.办学行政化的理想模型：古希腊

1.古希腊的学术与教育

自近代开关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属于后发外生型，固中国现当代的社会百态大小不一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浸染。至于中国近代高校的发展，也很大程度受西方的影响，寻求高校发展的良方，不能单独局限于在本土这一视野，而应该放眼历史长河，向历史取经，而古希腊一直被欧洲教育史家认为是奠定欧洲教育发展基础的最早的基柱之一，古典时代的希腊也一直以其高度的学术自由和政治民主享誉世界。

就古典时代而言，古希腊最为显著的首先是其自由的风气。所谓自由，即每个公民都有平等的权利参与到学术中，除毕达哥拉斯的密宗之外的大部分贤哲都公开自己的学术见解，并在学术团体的构造上也相对开放，在学术团体内部的研究与教育中，也没有对成员有严格的限制。另一方面，在所教授的內容上也是百家争鸣，许多亦是与当时的城邦信仰相违背，但即便是这种亵渎的学说在绝大部分情况下并没有因受到迫害而影响到其传播的自由。

再者，在自由的土壤下才能让智慧的树苗自然地生长并受各方甘泽，在自由的学术环境下，每个具有一定学术素养的人都平等地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促进学术上真正的创新，这与我国当今学术发展的需求也是相切合的。

也就是在这种条件下，毕达哥拉斯建立了具有近代僧团性质的社团，并且主张以教育洗涤人的心灵，柏拉图首创了西方的考试制度，亚里士多德主张学校的职能不止于教学而兼有研究，并且创办了古代第一所具有大学性质的学校—吕克昂。

2.古希腊的行政与学术、教育的关系

托勒密一世曾言，雅典至高无上的光荣不是凭借其美丽超群的楼宇，而是其赢得世人尊敬的哲学学校和其他文化机构 。学术繁荣自然离不开政治的基石，那么在古希腊政治和学术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呢？学术的繁荣是否是建立在政治充足的让步呢？

然而并非如此，古希腊学术的发展自然离不开公民的政见的把控，古希腊政治对于学术教育的态度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俩方面，一是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二是主张国家控制教育。

古典时代的古希腊教育的首要目标都是为国家培养其发展所需的人才，无论是雅典的“为国家造就适合战时需要的以及承平时的公民”的教育，还是斯巴达的为国家培养战士的教育，都牢牢围绕国家（城邦）的需求为第一要义。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以及柏拉图等贤哲都十分重视教育对于培养参政议政的人才、维护和巩固城邦奴隶主政治的作用。

不管是智者着力于提升被教育者的政治智慧和辩论技巧以适应政治要求，还是苏格拉底所提出的对执政者在智识上的要求；抑或柏拉图在其师基础上发展出的“失德”与“失教”的理念，无不体现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中心论点，当然教育也有其不应为政治所羁绊的学术部分的延续，而且除早期智者外，大多也重视德教在教育中的地位，用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来说，就是灵魂教育高于技术教育。结合我国当今实际来说，面临对于信仰缺失的批评，笔者以为这与我国当代高校的思想教育的一定程度上的缺失是脱不开关系的，虽然许多高校都开设了素质课，但是其在很多高校只是以灌输教育为主甚至流于形式，不能从根本上去带动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进步和升华，另一方面，素质课往往带有一种政治意味，其自然与国家据国情设定的对于高校教育乃至社会全局的方针政策有关，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真理越辩越明，思想界从来不能只有一个声音，这种答案唯一且确切的思想教育是否真的能从根本上带动当代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发展，还有待定论。

回到对古希腊的分析上，虽然古希腊学术自由甚至不乏有亵神灵的学说，但同时也是主张国家控制教育的，如毕达哥斯拉被由克罗顿被驱逐至梅达彭提翁，苏格拉底被公民审议处死，以至于后来雅典大学被查士丁尼下令关闭，都无不体现了政治对于学术管理的一种强制力。甚至于当时的学者就政治对学术的一定程度上的控制也是赞同的，如柏拉图主张由当权者主办教育，亚里士多德主张教育应由城邦来办，并且设立相关的法律，最脍炙人口的还是苏格拉底宁死也捍卫公民政治和思想的尊严。

整体上来说，在古希腊的政治与学术间有着一种美轮美奂的平衡，学术的知识之树硕果累累，政治上的民主政治辉煌灿烂，政治控制学术以不让其失衡或者混乱，学术不断向国家输送有德行的人才以维持古典政治的民主和文明。虽然城邦作为奴隶制度之上的公共领域概念与如今的国家概念相去甚远，海洋文明的地理特性也与我国不同，但是其的思想精华和其所提供的一种政治权力和学术权力相平衡的社会体系模型也是我们所应当加以研究并学习的。

三.高校的合理行政化

1.高校行政化的合理

结合上文对古希腊的一些探究可以看出，在学术高度自由的古希腊，教育仍然受到政治一定程度上的把持，在这里可以把教育拆分为育人的部分和发展学术的部分，育人的部分自然是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这自然一定程度上应该受到政府的调控，在发展学术的方面，定是需要一个自由的环境，但是也少不了国家的一定调控以保证其在一些敏感问题上的走向。

近年来，许多学者都主张高校去行政化，高校中的行政级别编制也饱受诟病，但是去行政化从整体来看是艰难的，因为高校作为事业编中的一个分支，其改革必定涉及到庞大的人事及组织机构的变动，这需要极其漫长的时间，另一方面，就行政级别编制来说，行政级别意味着社会福利与社会地位，其的变动必然牵动许多人的利益关系，有着巨大的变革阻力，而且高校的行政级别编制如果单纯的去除，也会影响到高校本身的地位，如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所说，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人，在一个行政级别的社会中，变成了一个没有人管的人。开会的时候，因为没有级别，排在最后面一排的最后一个。在高校的方面来说，中国的高校多年来一直被政府所领导，早就形成了一种惰性，如果单纯地去掉行政化，反而可能导致高校陷于领导缺失的无头苍蝇的地步。从根本上来，高校发展所需的财政拨款依然大体源自政府，政府掌握了高校的财政自然也免不了一些行政上的干预，高校的发展还并没有达到羽翼丰满能离开政府的地步，所以所以高校的行政化在当今是难以去除而且也没必要完全去除的。

2.高校的合理行政化

高校的行政化如何达到一种合理的状态，这可以从政府和高校内部俩方面分析。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应当保证高校的法人地位，确保高校办学的自主权，推行政府在事业编领域从“管理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建立健全相关法律，用法厘清管理界限，改进管理服务方式，放开对高校学术权力不适宜的节制，对高校的运作建立完备的监督体系以减少高校运作中的越轨、失范之举。

具体来说在财政方面可以改善政府对高校的拨款方式，例如由行政拨款转向依法拨款以保证高校的经济独立性，或者参照国外设立专门的拨款机构。在人事方面可以下放人事权，尤其是推行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

在学术、思想层面上，无规矩不成方圆，既不能不加约束，也不能“文字狱”式的严加管理，应充分参考学界意见以建立适宜的法律法规，形成规则之内的思想自由。

从高校的角度来说，高校应制定完善高校各类章程，并应依据高校章程完善管理制度，以实现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另外应该切实发挥校内教授委员会等学术机构的权力，校内外共同形成一种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互相服务、互相监督的布局。此外应着重培养高校的创新精神，因地制宜打造风格各异的校园文化的科学高质的学科布局。并改善高校的培养方法，如更加重视启发式的课堂体验，提倡课堂或课下的对疑难问题的辩论，当然这得针对当今大课堂的现象另加研究，鼓励更多想法的涌现，思想的课堂不能只有一种声音，必须得有多种声音的出现。

总体说来，高校的重病是不合理的行政化，而解决行政化难题最要紧的便是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其次便是在健全的法律体系下不断培养高校自身，提升其独立办学的能力，使之能真正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政府以独立发展。

在日趋多样化的时代中，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政府能办而且能办好，不是所有知识都是在学校能学到而且能学好，政府和高校都应一并转变自己在整个社会中的定位，并适宜社会的需求，以期实现其在新时代的新发展。此外，高校不同于政府，高校的核心是教授，其有其超脱于世的独立性，在时代前沿的前瞻性，以及传承人类文明香火的神圣职能，这必定是从轴心时代的巴尔干半岛到21世纪的未名湖畔，都不曾改变的。

参考文献

[1] 袁东.李爱民.高校自主权缺失与同质化发展关联性分析[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报》.2011.10（5）：13-16.

[2] 吴绍芬.高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理性思考[J].《成才之路》，2015（21）：31-34.

[3] 刘鑫淼.城邦：展现个性自由的公共领域——基于古希腊文化语境的一种政治观[J].《湛江师范学院学报》，2011，32（2）：80-84.

[4] 刘琨，周菁.从高校负债谈如何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经费筹措机制[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38（5）：156-159.

[5] 韩建华.叶志坚.高校“去行政化”的理性审视[J].《教育发展研究》，2010（9）：25-29.

[6] 贺国庆.古希腊高等教育探微[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學版》，2003，28（4）：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