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关系到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策环境、个人能力以及社会心理因素三个层次为基础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度量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宏观和微观的调查数据，对当前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进行了度量。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总体偏低，政策环境较为不利，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心理因素均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
关键词：农村转移人口 市民化 度量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城镇化率由1979年的17.9%上升到了2013年的53.7%，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了2.89亿人，也就是说，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广大的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居住和工作，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却并没有享受到城镇化所带来的福祉。2013年，全国的农村转移人口总量达到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村转移人口1.66亿人，可见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意义重大。
二、研究基础和数据来源
除了直接度量法之外，目前关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测度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几何平均数法、指标评价体系法和层次分析法（AHP）。最早使用几何平均法的是刘传江，他用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的几何平均值来测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并结合调查数据测算出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率分别为31.30%和50.23%。徐建玲在此基础上构建了C-D函数，加入了一个外部制度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村转移人口在整体上属于半市民化状态，测算出的市民化进程为55.37%。张建丽、李雪铭修正了徐建玲的模型，并运用MapI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王桂新运用了指标评价体系法，分别从5个方面对上海市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进行了度量，测算出农村转移人口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张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并计算出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处于中市民化阶段。以上两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清晰、便于计算，但是都是采用等权重的方法，但是由于每个因素的重要程度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往往会遭到质疑。而刘传江的层次分析法（AHP）克服了这个缺点，他选择了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四个指标了测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通过专家赋值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最后测得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5.53%，第一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2.03%。
本文借鉴了刘传江的层次分析法（AHP），但是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完善。首先是在数据的选取上，结合了国家统计局的宏观数据和发放调查问卷所得的微观数据，因此总体来说具有更大的可信度。其次是在层次上进行了重新分类，使之更加准确和完善。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74份，其中包含涉及到农村转移人口工作和生活各个方面的68个问题，发放地区覆盖了湖南省各个市，较为完整地反映出了目前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的生存现状和市民化程度。
三、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L分别从政策环境U1、个人能力U2和社会心理因素U3三个方面来衡量，具体表1所示。
（二）计算方法
市民化程度以L表示，其含义为农村转移人口相对于普通城市居民（设其市民化水平为100%）的市民化水平或程度。一级指标为Ui，权重为Wi，二级指标为Vij，权重为Wij，在二级指标的衡量上，采用的是相对比较法，即将城市居民的具体指标值设为标准值，然后将农村转移人口的具体指标值与之相比较，得到一个相对数，然后结合权重就可以分别在三个层次中都得到一个市民化的进度，最后综合得到整体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计算公式为：
L=∑Ui*Wi Ui=∑Vij*Wij 其中，（i，j，w=1、2、3……n）
（三）确定各因素权重
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本文统计了10位专家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赋值，然后用MATLAB7.0编程对其进行计算，最终得到一个平均值。一级指标U1、U2、U3的权重向量为w1=（0.57，0.32，
0.11），二级指标V1j的权重向量为w21 =（0.17， 0.18， 0.13， 0.06， 0.15，0.13，0.10，
0.05，0.04），V2j的权重向量为w22=（0.29，0.21，0.21，0.29），V3j的权重向量为w23=（0.21，0.20，0.25，0.34）。
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度量结果及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的监测调查结果及相关调查数据，根据上述模型及权数设置，度量得出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8.35%。从各个层次来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总体进程为48.35%，水平较低。根据相关研究，认为以50%作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高低分界线较为适当，可将其分为四个等次：70%以上为高水平，50%至70%为较高水平，30%至50%为较低水平，30%以下为低水平。湖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低于50%的分界线，处于较低水平。
二是政策环境不利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仅为38.06%。根据农村转移人口监测数据，只有54.7%的农村转移人口签订了劳动合同，仍然有一半左右的农村转移人口工作没有保障。农村转移人口的子女只有40.08%在务工地的公办学校接受教育。在社会保险参与率方面，除了工伤保险的覆盖率达到了城镇职工的56.78%之外，其他各项保险都只有城镇职工约1/4的水平。可见政策制度是制约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政府应该大力推行各项制度改革，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市民化能力较高，达到54.31%。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在近些年来不断提高，已经达到了城镇职工的62.77%，其消费水平也达到了城镇职工的55.42%。农村转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转移人口达到了6.82%，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所拉动的。
四是农村转移人口在社会心理因素方面的市民化程度为52.69%。说明大部分的农村转移人口已经融入了城市生活，但仍然有43.86%的农村转移人口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市民对他们的歧视。47.51%的农村转移人口希望未来可以留在城市。因此，如何消除农村转移人口和市民之间的心理隔阂，为农村转移人口未来在城市生活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下一阶段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中国第二代农村转移人口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2]王桂新，陈冠星.城市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J].人口与发展，2010：16（2）
[3]徐建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9）
[4]周密，张广胜.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测度[J].农业技术经济，2012（1）
[5]张建丽，李雪铭，张力.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3）
[6]张斐.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11：35（6）
（李心雅，1987年生，湖南永州人，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
摘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关系到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策环境、个人能力以及社会心理因素三个层次为基础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度量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宏观和微观的调查数据，对当前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进行了度量。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总体偏低，政策环境较为不利，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心理因素均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
关键词：农村转移人口 市民化 度量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城镇化率由1979年的17.9%上升到了2013年的53.7%，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了2.89亿人，也就是说，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广大的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居住和工作，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却并没有享受到城镇化所带来的福祉。2013年，全国的农村转移人口总量达到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村转移人口1.66亿人，可见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意义重大。
二、研究基础和数据来源
除了直接度量法之外，目前关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测度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几何平均数法、指标评价体系法和层次分析法（AHP）。最早使用几何平均法的是刘传江，他用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的几何平均值来测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并结合调查数据测算出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率分别为31.30%和50.23%。徐建玲在此基础上构建了C-D函数，加入了一个外部制度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村转移人口在整体上属于半市民化状态，测算出的市民化进程为55.37%。张建丽、李雪铭修正了徐建玲的模型，并运用MapI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王桂新运用了指标评价体系法，分别从5个方面对上海市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进行了度量，测算出农村转移人口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张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并计算出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处于中市民化阶段。以上两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清晰、便于计算，但是都是采用等权重的方法，但是由于每个因素的重要程度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往往会遭到质疑。而刘传江的层次分析法（AHP）克服了这个缺点，他选择了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四个指标了测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通过专家赋值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最后测得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5.53%，第一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2.03%。
本文借鉴了刘传江的层次分析法（AHP），但是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完善。首先是在数据的选取上，结合了国家统计局的宏观数据和发放调查问卷所得的微观数据，因此总体来说具有更大的可信度。其次是在层次上进行了重新分类，使之更加准确和完善。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74份，其中包含涉及到农村转移人口工作和生活各个方面的68个问题，发放地区覆盖了湖南省各个市，较为完整地反映出了目前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的生存现状和市民化程度。
三、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L分别从政策环境U1、个人能力U2和社会心理因素U3三个方面来衡量，具体表1所示。
（二）计算方法
市民化程度以L表示，其含义为农村转移人口相对于普通城市居民（设其市民化水平为100%）的市民化水平或程度。一级指标为Ui，权重为Wi，二级指标为Vij，权重为Wij，在二级指标的衡量上，采用的是相对比较法，即将城市居民的具体指标值设为标准值，然后将农村转移人口的具体指标值与之相比较，得到一个相对数，然后结合权重就可以分别在三个层次中都得到一个市民化的进度，最后综合得到整体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计算公式为：
L=∑Ui*Wi Ui=∑Vij*Wij 其中，（i，j，w=1、2、3……n）
（三）确定各因素权重
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本文统计了10位专家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赋值，然后用MATLAB7.0编程对其进行计算，最终得到一个平均值。一级指标U1、U2、U3的权重向量为w1=（0.57，0.32，
0.11），二级指标V1j的权重向量为w21 =（0.17， 0.18， 0.13， 0.06， 0.15，0.13，0.10，
0.05，0.04），V2j的权重向量为w22=（0.29，0.21，0.21，0.29），V3j的权重向量为w23=（0.21，0.20，0.25，0.34）。
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度量结果及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的监测调查结果及相关调查数据，根据上述模型及权数设置，度量得出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8.35%。从各个层次来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总体进程为48.35%，水平较低。根据相关研究，认为以50%作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高低分界线较为适当，可将其分为四个等次：70%以上为高水平，50%至70%为较高水平，30%至50%为较低水平，30%以下为低水平。湖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低于50%的分界线，处于较低水平。
二是政策环境不利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仅为38.06%。根据农村转移人口监测数据，只有54.7%的农村转移人口签订了劳动合同，仍然有一半左右的农村转移人口工作没有保障。农村转移人口的子女只有40.08%在务工地的公办学校接受教育。在社会保险参与率方面，除了工伤保险的覆盖率达到了城镇职工的56.78%之外，其他各项保险都只有城镇职工约1/4的水平。可见政策制度是制约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政府应该大力推行各项制度改革，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市民化能力较高，达到54.31%。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在近些年来不断提高，已经达到了城镇职工的62.77%，其消费水平也达到了城镇职工的55.42%。农村转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转移人口达到了6.82%，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所拉动的。
四是农村转移人口在社会心理因素方面的市民化程度为52.69%。说明大部分的农村转移人口已经融入了城市生活，但仍然有43.86%的农村转移人口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市民对他们的歧视。47.51%的农村转移人口希望未来可以留在城市。因此，如何消除农村转移人口和市民之间的心理隔阂，为农村转移人口未来在城市生活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下一阶段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中国第二代农村转移人口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2]王桂新，陈冠星.城市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J].人口与发展，2010：16（2）
[3]徐建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9）
[4]周密，张广胜.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测度[J].农业技术经济，2012（1）
[5]张建丽，李雪铭，张力.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3）
[6]张斐.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11：35（6）
（李心雅，1987年生，湖南永州人，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
摘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关系到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本文构建了一个由政策环境、个人能力以及社会心理因素三个层次为基础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度量指标体系，综合运用宏观和微观的调查数据，对当前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进行了度量。研究结果显示，当前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总体偏低，政策环境较为不利，但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个人能力和社会心理因素均达到了相对较高的水平。
关键词：农村转移人口 市民化 度量研究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城镇化进入了加速发展时期，城镇化率由1979年的17.9%上升到了2013年的53.7%，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中国“人户分离人口”达到了2.89亿人，也就是说，中国的“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广大的农村转移人口在城市居住和工作，为中国的城镇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却并没有享受到城镇化所带来的福祉。2013年，全国的农村转移人口总量达到2.69亿人，其中外出农村转移人口1.66亿人，可见解决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意义重大。
二、研究基础和数据来源
除了直接度量法之外，目前关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测度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几何平均数法、指标评价体系法和层次分析法（AHP）。最早使用几何平均法的是刘传江，他用市民化意愿和市民化能力的几何平均值来测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并结合调查数据测算出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率分别为31.30%和50.23%。徐建玲在此基础上构建了C-D函数，加入了一个外部制度因素，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农村转移人口在整体上属于半市民化状态，测算出的市民化进程为55.37%。张建丽、李雪铭修正了徐建玲的模型，并运用MapInfo作出空间分异图，得出大连市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的空间分异特征。王桂新运用了指标评价体系法，分别从5个方面对上海市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进行了度量，测算出农村转移人口总体上已达到54%的市民化水平。张斐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括8个二级指标和9个三级指标的市民化水平分析指数，并计算出目前我国的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处于中市民化阶段。以上两种方法的优点是简单清晰、便于计算，但是都是采用等权重的方法，但是由于每个因素的重要程度不是完全一样的，因此往往会遭到质疑。而刘传江的层次分析法（AHP）克服了这个缺点，他选择了生存职业、社会身份、自身素质和意识行为四个指标了测量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通过专家赋值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最后测得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5.53%，第一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2.03%。
本文借鉴了刘传江的层次分析法（AHP），但是在两个方面进行了完善。首先是在数据的选取上，结合了国家统计局的宏观数据和发放调查问卷所得的微观数据，因此总体来说具有更大的可信度。其次是在层次上进行了重新分类，使之更加准确和完善。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400份，收回有效问卷374份，其中包含涉及到农村转移人口工作和生活各个方面的68个问题，发放地区覆盖了湖南省各个市，较为完整地反映出了目前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的生存现状和市民化程度。
三、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指标体系的构建
（一）建立评价指标体系
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L分别从政策环境U1、个人能力U2和社会心理因素U3三个方面来衡量，具体表1所示。
（二）计算方法
市民化程度以L表示，其含义为农村转移人口相对于普通城市居民（设其市民化水平为100%）的市民化水平或程度。一级指标为Ui，权重为Wi，二级指标为Vij，权重为Wij，在二级指标的衡量上，采用的是相对比较法，即将城市居民的具体指标值设为标准值，然后将农村转移人口的具体指标值与之相比较，得到一个相对数，然后结合权重就可以分别在三个层次中都得到一个市民化的进度，最后综合得到整体的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程度。计算公式为：
L=∑Ui*Wi Ui=∑Vij*Wij 其中，（i，j，w=1、2、3……n）
（三）确定各因素权重
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本文统计了10位专家对各个指标的权重赋值，然后用MATLAB7.0编程对其进行计算，最终得到一个平均值。一级指标U1、U2、U3的权重向量为w1=（0.57，0.32，
0.11），二级指标V1j的权重向量为w21 =（0.17， 0.18， 0.13， 0.06， 0.15，0.13，0.10，
0.05，0.04），V2j的权重向量为w22=（0.29，0.21，0.21，0.29），V3j的权重向量为w23=（0.21，0.20，0.25，0.34）。
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度量结果及分析
根据国家统计局对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的监测调查结果及相关调查数据，根据上述模型及权数设置，度量得出湖南省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为48.35%。从各个层次来具体分析，主要有以下特点：
一是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总体进程为48.35%，水平较低。根据相关研究，认为以50%作为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高低分界线较为适当，可将其分为四个等次：70%以上为高水平，50%至70%为较高水平，30%至50%为较低水平，30%以下为低水平。湖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低于50%的分界线，处于较低水平。
二是政策环境不利于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仅为38.06%。根据农村转移人口监测数据，只有54.7%的农村转移人口签订了劳动合同，仍然有一半左右的农村转移人口工作没有保障。农村转移人口的子女只有40.08%在务工地的公办学校接受教育。在社会保险参与率方面，除了工伤保险的覆盖率达到了城镇职工的56.78%之外，其他各项保险都只有城镇职工约1/4的水平。可见政策制度是制约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一个主要原因，政府应该大力推行各项制度改革，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三是农村转移人口个人市民化能力较高，达到54.31%。农村转移人口的收入水平在近些年来不断提高，已经达到了城镇职工的62.77%，其消费水平也达到了城镇职工的55.42%。农村转移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也有了很大的进步，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转移人口达到了6.82%，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高所拉动的。
四是农村转移人口在社会心理因素方面的市民化程度为52.69%。说明大部分的农村转移人口已经融入了城市生活，但仍然有43.86%的农村转移人口表示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市民对他们的歧视。47.51%的农村转移人口希望未来可以留在城市。因此，如何消除农村转移人口和市民之间的心理隔阂，为农村转移人口未来在城市生活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基础也是下一阶段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参考文献：
[1]刘传江，程建林，董延芳.中国第二代农村转移人口研究[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9
[2]王桂新，陈冠星.城市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考察[J].人口与发展，2010：16（2）
[3]徐建林.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度量：理论探讨与实证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8（9）
[4]周密，张广胜.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测度[J].农业技术经济，2012（1）
[5]张建丽，李雪铭，张力.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与空间分异研究[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1：21（3）
[6]张斐.新生代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现状及影响因素分析[J].人口研究，2011：35（6）
（李心雅，1987年生，湖南永州人，湘潭大学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