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抗日国际统一战线思想及其历史贡献

傅国成++涂远洋++张高棋

[摘 要]抗日战争时期，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得到巨大发展并日臻成熟的时期。其统一战线思想的成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建立了正确的全民族抗战路线：由“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确立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原则：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提出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关键词]抗战时期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

中图分类号：G4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7）15-0239-01

抗战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成熟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建立了正确的全民族抗战路线：由“抗日反蒋”到“联蒋抗日”

抗战时期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成熟的一个主要标志就是对蒋介石集团方针的变化：“抗日反蒋”—“逼蒋抗日”—“联蒋抗日”。

“九·一八”事变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不但置民族危机于不顾，而且积极调集军队“围剿”红军。因此，中共瓦窑堡会议虽然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来，但却规定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毛泽东在会议上做的关于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集中反映了他当时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认识。他认为，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形势之下，应“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为此，他号召“工农商学兵联合起来武装保卫中国”，并“打倒帮助日本灭中国的卖国头子——蒋介石”。[11]

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和中日民族矛盾的加深，蒋介石已不可能继续执行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抗日反蒋”的统战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慢慢向“逼蒋抗日”转变。1936年 9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12]毛泽东已彻底放弃了先前的“抗日反蒋”主张。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为了表明中国共产党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强调要停止内战，团结合作，一致抗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国共产党把如何动员全党和全国广大民众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早日实现抗战而斗争作为主要任务。1937年4月，中央明确提出：“必须坚持联蒋方针，推动蒋介石逐渐走向南京政权的民主化，以准备全国性的对日抗战。”[13]正式确立了“联蒋抗日”的方针。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9月，《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正式发表，标志着以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二、确立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导原则：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也由于国民党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的畏惧，蒋介石集团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溶共”、“防共”和“限共”的方针。随后，国民党在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制造了一系列反共摩擦事件。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出现新的危机。

针对蒋介石集团既动摇妥协又不敢公开放弃抗日，既积极反共又不敢彻底破裂国共合作的两面态度，共产党采取了革命的两面政策，即一方面坚持团结合作，使局势向好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对其妥协投降和倒行逆施进行坚决的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政策。”[14]二者的辩证关系在于，“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15]但是，联合不是无原则的联合，不能削弱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斗争也不是无休止的斗争，不能分裂联合。这叫一打一拉，又打又拉。

既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是唯物辫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中的具体运用，也是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

三、提出统一战线的基本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

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 毛泽东提出，要在阶级关系的“区别上建立我们的政策”。那就是“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16]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要放手發动工人、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参加抗日斗争和民主运动，放手扩大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武装力量，广泛地创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展共产党的组织到全国。进步势力是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支柱。发展进步势力，是一切革命工作的基础，是有效地争取中间势力和孤立顽固势力的基本条件，是这个政策中三个环节的中心一环。

争取中间势力，主要是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三部分人。中间势力往往可以成为进步势力同顽固派作斗争时决定胜负的因素，因此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和恰当的政策。抗战开始后，毛泽东关于争取中间势力的思想进一步明确起来。对民族资产阶级“这一阶层，我们是必须争取的。”[17]由于中国共产党广泛地开展了争取中间势力的工作，尽量扩大中间势力的争取对象，我们打退了国民党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孤立顽固势力，主要是孤立抗战阵营内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是代表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他们采取两面政策，一面尚在主张团结抗日，一面又执行摧残进步势力的极端反动政策”。[18]因此，我们必须用革命的两面政策对付顽固派的两面政策，这就是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同顽固派的斗争，不但是为了防御他们的进攻，以便保护进步势力不受损失，并使进步势力继续发展；同时，还为了延长他们抗日的时间，并保持我们同他们的合作，避免大内战的发生。”“这一真理，已被一切经验证明了。”[19] “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方针的贯彻执行，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极少数反共顽固派，广泛地团结了一切可能团结的抗日力量，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坚持和发展。

作者简介

傅国成，1995年生，浙江温州人，武警生长干部，现就读于武警警官学院学员二旅二十连，本科在读；

涂远洋，1995年生，福建三明人，武警生长干部，现就读于武警警官学院学员二旅二十连，本科在读；

张高棋，1996年生，福建邵武人，武警生长干部，现就读于武警警官学院学员二旅二十连，本科在读